在浙江民主党最艰难的本世纪初头五年，池建伟不仅和同志们一起挺了过来，期间还为民主党介绍引进了不少优秀成员，例如被称为浙江民主党“一张嘴”的演说家吴远明（任伟仁）先生，又如工运活动人士、民主党吴山周末茶会的主要主持人之一的王富华先生，就是由池建伟先生的引荐而参加民主党的。如果说，中国民主党像一座纵横贯穿中华大地、正在冉冉耸起的山脉，至少在山脉东边的浙江有个山头——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池建伟、胡小玲、邹巍、楼裕根、叶建、杨建民、余铁龙余元洪父子等等就是被山表面郁郁葱葱之丛林与泥土掩饰掉的一块块巨石。谁能说如果缺了那众多相聚相垒的坚硬巨石支撑，浙江民主党经历了一次次狂风或暴雨、烈日或霜雪、甚至还有不少源于“内部”的地震，还能始终巍巍然屹立乎？
池建伟，1962年4月13日出生，属虎，算起来要比我大三岁。依礼，我应称其为兄，但在多年的交往中，彼此都直呼其名，我叫他“建伟”、他喊我“树庆”。
第一次见到池建伟先生，是1999年春节期间浙江民主党人在杭州美政桥一个茶室的聚会。当时中共当局刚刚重判了中国民主党创党的王有才、秦永敏、徐文立三位领袖不久，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在吴义龙、毛庆祥、王荣清、朱虞夫、徐光、王东海、祝正明等人的带领下，为了表示中国民主党的组党运动不会被政治迫害所吓倒，继续高歌猛进。
那次聚会由吴义龙先生主持，当时参会人员有将近50多人，来自社会各界，三教九流有点杂，但很热闹，民众团体大概就是如此的吧，这很生动形象地体现了民主党的“草根性”（针对与民主党打交道的警方人员一再称民主党是“乌合之众”，2001年7月本人曾发表了《回归世俗》一文予以驳斥）。茶会举行到一半的时候，茶室外来了大批便衣警察，有几个警察跑进茶室把吴义龙叫了出去，说要“单独谈谈”，室内众人怕吴义龙落单被欺，纷纷也跟到室外，要求“警察和吴义龙在室内谈，警方和民主党双方都要光明磊落，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为了不让警察到场后的气氛变得沉闷压抑，当时杨子（女，陈立群的妹妹）、池建伟、来金彪等人大声唱起了歌来，萧利彬老先生带头去请警察进茶室和民主党人一起喝茶而不要在外面吓人。当时有个政保（现在叫国保）警察（陈新，拼音）铁青着脸说要一个个检查身份证，看他很凶的样子，我就上去大声呵斥他“我没有带身份证，您想干嘛？”一个五十多岁的河南口音、像是现场总指挥的便衣警察（后来经了解才知道是当时杭州市公安局一处的也即政保处的处长，好像姓周）走过来微笑着对我说“陈树庆，你也在这里，早点散了吧，别惹出什么大事来不可收拾”。我回答他说“就喝喝茶，不会有什么大事的，你们有必要这么兴师动众吗？”他说“早点散了，大家（警民双方）都会没事的”。在警民之间吵闹交涉期间，朱虞夫带着北京来杭观摩浙江民主党活动的朱锐女士从旁边悄悄地先行脱离险境。等到众人都快走完了，我才离开，但发现有两个人一直陪伴着我，一个是池建伟、一个是萧利彬，虽然是第一次相识，他俩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1999年6月中共当局第二波更大范围镇压民主党前，99年初东青茶室民主党聚会、清明节民主党奠纪革命烈士活动，“六四”十周年浙江民主党组织无偿献血活动，西湖边一公园民主党与杭州市民的交流聚会（当时有人形象地将一公园比作杭州的“海德公园”），都是毛庆祥与池建伟带我去的，这样我和池建伟也有了进一步的相互了解。
1999年6月中共第二波开始镇压民主党后，在浙江，毛庆祥、吴义龙、朱虞夫、徐光、王荣清等骨干相继被抓，祝正明失踪，单称峰与聂敏之等人约我一起编印的浙江民主党《在野党》刊物，第十、第十一期印刷出来后，池建伟向外界散发与邮寄的数量是最多的。该刊物因99年末我被警方关押于杭州遣送站禁闭室四个多月后停刊，直到如今还没有条件继续复刊。在我的记忆中，2006年9月我被中共当局迫害判刑前，当时浙江民主党人数较多的绝大多数聚会（包括爬山、郊游等活动），实际上都是由池建伟召集与通知，聂敏之先生重病照料及去世时办丧事池建伟先生化的时间最多，而聂敏之去世后每年清明节扫墓由池建伟组织的次数最多。还有，像2004年底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提交的中国政党法草案事件，2006年北京高智晟、赵昕、胡佳发起的全球抗暴接力绝食活动等等，池建伟都是最坚决果断的参与者。可以说，中国民主党活动最艰难的时期，在浙江凝聚人气、保持队伍不散，虽然王荣清、胡小玲、单称峰、聂敏之、杨建民、尉国平、叶建、贺忠民、林辉、毛奇峰等人都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论功绩因每个人的作用不同而没有可比性，但池建伟先生所付出的热情与辛苦无疑是最大的。
2001年，四川民主党人王森到浙江“找工作（避难）”。工作未落实期间，在池建伟家中住的时间也是最长的。当时我刚在一个茶叶公司跑业务，由于家中女儿尚幼需要照料、民主党的事情也要化不少精力，公司业务没有全力展开，收入不佳，但考虑到王森住在比我更困难的建伟家中，我要分一半自己打工的薪水给建伟，但他坚决不肯收，硬要我把钱给王森。
尤其是每年春节期间，建伟家都会叫大家到他家有一次“吃年饭”。建伟家中老母，当时已经八十多岁，贵州人，是抗战结束后随南迁的浙江大学一起从贵州返回杭州定居，近几十年来一直与小儿子建伟相依为命，住在杭州建国南路临街的一个公寓房（上城区叶家弄5幢2单元402室），这位英雄母亲每次都能烧出满满一大桌丰盛可口的菜肴招待我们这些屡败屡战、不离不弃、绝不屈服的孤军战士，这几乎成了中国民主党在浙江主要人员雷打不动的“惯例”。
在浙江民主党最艰难的本世纪初头五年，池建伟不仅和同志们一起挺了过来，期间还为民主党介绍引进了不少优秀成员，例如被称为浙江民主党“一张嘴”的演说家吴远明（任伟仁）先生，又如工运活动人士、民主党吴山周末茶会的主要主持人之一的王富华先生，就是由池建伟先生的引荐而参加民主党的。
池建伟先生曾经在平安保险公司当过业务员，但因家中母亲年老需要照料，也许还因参与民主党的组党活动受到干扰，工作总是稳定不下来，基本处于失业状态，因此家庭生活主要靠母亲的退休工资维持。由此，他也常常代表母亲参加在2003年至2006年当时杭州最为活跃的产业退休工人抗议机关、事业单位、企业退休工人劳保待遇显著不公平的维权活动。针对退休工人到杭州市政府门前游行示威的维权活动经常遭受地方当局严厉打压之遭遇，池建伟与王富华先生一起，及时将中国民主党浙江部分的法律咨询与网络宣传能力介绍给了陈忍鉴（杭丝联）、陈绍淦（浙麻）、王水根（木材厂）、赵林云（机床厂）、吴锌德（杭丝联）等工人领袖，使得杭州产业退休工人的维权活动开始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例如2005年10月25《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的《古稀老人遭毒打杭州千人游行被镇压》。民主党的介入与国际社会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迫使政府在打压退休工人维权时有所顾忌，促使政府在缩小“双轨制”退休金制度差别上多采取了一些措施，使得广大产业退休工人经过自己的集体抗争，在随后几年收入与医疗保障都由明显的提高。
池建伟先生年轻时当过歌手，爱好体育，羽毛球打得非常好，虽然活泼强悍但不失恻隐怜悯之心。记得2003年前后，好多次借民主党聚会之际，池建伟在大众广庭之下引荐他带来的法轮功学员，让他们介绍法轮功“真、善、忍”的做人修为，并帮着一起散发有关法轮功的真相材料。当时，我曾警告他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冤屈，但宜私下帮助他们说明真相与伸张冤情，如果公开场合像你这么做，到时被谁‘卖’了都估计不出来，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啊！”。而池建伟先生却告诉我“中国民主党人就是应该为咱老百姓维权，谁的苦难最重，就应该化最大力气与声音为谁维权，怎么效果好，就要怎么做！”。但不幸被我言中，2006年10月19日杭州上城警方对池建伟家查抄，找出一些说明法轮功真相的小册子及光盘，2007年初杭州市上城区法院一审开庭，（2007）上刑初字第73号《刑事判决书》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池建伟三年徒刑。当时替池建伟辩护的著名律师李建强（也即作家刘路）先生认为，法院的判决在事实和法律两个层面都缺少根据，而且判决为了加罪池建伟先生，公然罔顾公安部认定邪教组织的规定（该文件没有把法轮功认定为邪教组织，而且排除了其他机构有权力认定法轮功为邪教组织），以司法权侵凌行政权，自行认定法轮功为邪教组织。这不仅损害了池建伟先生的基本人权，也损害了国家的法律秩序，开了以司法代行政的恶劣先例。
2010年9月14日，我因民主党遭迫害案坐牢四年出狱后的第二天，是池建伟带我上了吴山参加浙江民主党人与社会各界为吴义龙及我洗尘的茶会；一个多月后贵州陈西来杭州，也是安排在池建伟家中招待，我们大家就在池建伟家中相聚与陈西交流；当年吴义龙先生主持的浙江民主党救济政治受难者的年终人道募捐，最辛苦的如去建德、宁波、温州等外地化募就是由迟建伟先生来承担的（其中到了温州还碰到了“热情招待、婉言拒绝”的尴尬与委屈）；近几年清明节给聂敏之扫墓照旧仍由池建伟通知我；今年年初胡石根先生路过杭州时迟建伟先生还专门安排出两天时间迎来送往……如此诸多浙江民主党的事情，池建伟都踏踏实实地一直在做，但由于他不擅长上网撰文，尤其是近几年来建伟九十多岁的老母亲身体不好，需要我们浙江民主党圈里这位公认的孝子在家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照料，参加民主党的活动要少了一些。相对于我这样经常浮游在网络上“大声喧哗”的人而言，池建伟先生就显得较为“默默无闻”，就像静悄悄地埋在深山中的一块石头，不为外界所广知。
如果说，中国民主党就像一座纵横贯穿中华大地、正在冉冉耸起的山脉，至少在山脉东边的浙江有个山头——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池建伟、胡小玲、邹巍、楼裕根、叶建、杨建民、余铁龙余元洪父子等等就是被山表面郁郁葱葱之丛林与泥土掩饰掉的一块块巨石。谁能说如果缺了那众多相聚相垒的坚硬巨石支撑，浙江民主党经历了一次次狂风或暴雨、烈日或霜雪、甚至还有不少源于“内部”的地震，还能始终巍巍然屹立乎？
2013年12月12日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12/18/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