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树庆：朱虞夫妻子姜杭莉第四次为丈夫提出保外就医申请

2011年茉莉花运动期间，写下诗词《是时候了》的著名诗人、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成员、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基督徒朱虞夫先生，于当年3月5日被杭州市公安局抓捕，2012年2月10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这是朱虞夫先生第三次为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而被判刑。前几天，姜杭莉女士为丈夫朱虞夫在本次坐牢期间第四次向有关当局提出保外就医申请，申请书于2013年12月7日同时寄发给了浙江省监狱管理局、浙江省第四监狱、浙江省司法厅、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四个单位。

该申请书指出：朱虞夫患有高血压、冠心病、高血脂、动脉硬化等病症已有十余年，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浙二医院查出心脏肥大、乏氏窦肿瘤，时常感到胸闷、胸痛、气短乏力，另外还有腰椎间盘突出、胆结石、前列腺炎、失眠等症。这次判刑以后，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去年9月，探监时就发现朱虞夫整张脸部浮肿，走路都走不稳，需要扶墙才能行走，严重营养不良、人已十分虚弱，失眠明显加重，在不到一年呢时间里已数次昏厥。家人担心他可能会活不到刑满释放的那一天。

实际上，姜杭莉早在去年就向狱方先后提出了两次保外就医申请。可是监狱方却以朱虞夫系“高血压Ⅰ级，未发现器质性损害”为由，认定朱虞夫“不符合浙江省罪犯老弱病残标准”不予保外就医。今年4月姜杭莉为朱虞夫再次申请，当局未予理睬。

本次保外就医申请书揭示：在狱方过去出具给申请人的《罪犯病残鉴定表》中，已记录朱虞夫血压为160/90mmHg，可是朱虞夫在入狱前的血压就波动在150-180/90-100mmHg之间，本次鉴定根本未作全面检查，仅以胸片和心电图检查正常为由，就作出“未发现器质性损害”的结论，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完全是一种忽悠人的做法。该鉴定完全无视朱虞夫有心脏肥大和乏氏窦肿瘤等病史记录。其实，凡有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仅靠心电图发现器质性心脏病的概率是极低的，正因为心电图在一般情况下，难以查出器质性病变，所以心电图只作初步检查。若心电图无异常，根据患者有高血压、高血脂、胸闷、胸痛等表现，则还需对患者进一步检查，如核素心肌显像，冠状动脉造影，超声心动图，心肌酶学检查，超声和血管内超声，双源CT检查等。

为此，申请人姜杭莉请求狱方应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四条的规定，将朱虞夫送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作全面检查，若狱方出于经济原因，无钱为朱虞夫全面检查的话，家属愿意承担其检查开支。

附图：申请书复印件及“国内挂号信函收据”。

文章来源：参与　更新时间：12/13/2013

陈树庆：高山之石静悄悄——记中国民主党人池建伟

在浙江民主党最艰难的本世纪初头五年，池建伟不仅和同志们一起挺了过来，期间还为民主党介绍引进了不少优秀成员，例如被称为浙江民主党“一张嘴”的演说家吴远明（任伟仁）先生，又如工运活动人士、民主党吴山周末茶会的主要主持人之一的王富华先生，就是由池建伟先生的引荐而参加民主党的。如果说，中国民主党像一座纵横贯穿中华大地、正在冉冉耸起的山脉，至少在山脉东边的浙江有个山头——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池建伟、胡小玲、邹巍、楼裕根、叶建、杨建民、余铁龙余元洪父子等等就是被山表面郁郁葱葱之丛林与泥土掩饰掉的一块块巨石。谁能说如果缺了那众多相聚相垒的坚硬巨石支撑，浙江民主党经历了一次次狂风或暴雨、烈日或霜雪、甚至还有不少源于“内部”的地震，还能始终巍巍然屹立乎？

池建伟，1962年4月13日出生，属虎，算起来要比我大三岁。依礼，我应称其为兄，但在多年的交往中，彼此都直呼其名，我叫他“建伟”、他喊我“树庆”。

第一次见到池建伟先生，是1999年春节期间浙江民主党人在杭州美政桥一个茶室的聚会。当时中共当局刚刚重判了中国民主党创党的王有才、秦永敏、徐文立三位领袖不久，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在吴义龙、毛庆祥、王荣清、朱虞夫、徐光、王东海、祝正明等人的带领下，为了表示中国民主党的组党运动不会被政治迫害所吓倒，继续高歌猛进。

那次聚会由吴义龙先生主持，当时参会人员有将近50多人，来自社会各界，三教九流有点杂，但很热闹，民众团体大概就是如此的吧，这很生动形象地体现了民主党的“草根性”（针对与民主党打交道的警方人员一再称民主党是“乌合之众”，2001年7月本人曾发表了《回归世俗》一文予以驳斥）。茶会举行到一半的时候，茶室外来了大批便衣警察，有几个警察跑进茶室把吴义龙叫了出去，说要“单独谈谈”，室内众人怕吴义龙落单被欺，纷纷也跟到室外，要求“警察和吴义龙在室内谈，警方和民主党双方都要光明磊落，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为了不让警察到场后的气氛变得沉闷压抑，当时杨子（女，陈立群的妹妹）、池建伟、来金彪等人大声唱起了歌来，萧利彬老先生带头去请警察进茶室和民主党人一起喝茶而不要在外面吓人。当时有个政保（现在叫国保）警察（陈新，拼音）铁青着脸说要一个个检查身份证，看他很凶的样子，我就上去大声呵斥他“我没有带身份证，您想干嘛？”一个五十多岁的河南口音、像是现场总指挥的便衣警察（后来经了解才知道是当时杭州市公安局一处的也即政保处的处长，好像姓周）走过来微笑着对我说“陈树庆，你也在这里，早点散了吧，别惹出什么大事来不可收拾”。我回答他说“就喝喝茶，不会有什么大事的，你们有必要这么兴师动众吗？”他说“早点散了，大家（警民双方）都会没事的”。在警民之间吵闹交涉期间，朱虞夫带着北京来杭观摩浙江民主党活动的朱锐女士从旁边悄悄地先行脱离险境。等到众人都快走完了，我才离开，但发现有两个人一直陪伴着我，一个是池建伟、一个是萧利彬，虽然是第一次相识，他俩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1999年6月中共当局第二波更大范围镇压民主党前，99年初东青茶室民主党聚会、清明节民主党奠纪革命烈士活动，“六四”十周年浙江民主党组织无偿献血活动，西湖边一公园民主党与杭州市民的交流聚会（当时有人形象地将一公园比作杭州的“海德公园”），都是毛庆祥与池建伟带我去的，这样我和池建伟也有了进一步的相互了解。

1999年6月中共第二波开始镇压民主党后，在浙江，毛庆祥、吴义龙、朱虞夫、徐光、王荣清等骨干相继被抓，祝正明失踪，单称峰与聂敏之等人约我一起编印的浙江民主党《在野党》刊物，第十、第十一期印刷出来后，池建伟向外界散发与邮寄的数量是最多的。该刊物因99年末我被警方关押于杭州遣送站禁闭室四个多月后停刊，直到如今还没有条件继续复刊。在我的记忆中，2006年9月我被中共当局迫害判刑前，当时浙江民主党人数较多的绝大多数聚会（包括爬山、郊游等活动），实际上都是由池建伟召集与通知，聂敏之先生重病照料及去世时办丧事池建伟先生化的时间最多，而聂敏之去世后每年清明节扫墓由池建伟组织的次数最多。还有，像2004年底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提交的中国政党法草案事件，2006年北京高智晟、赵昕、胡佳发起的全球抗暴接力绝食活动等等，池建伟都是最坚决果断的参与者。可以说，中国民主党活动最艰难的时期，在浙江凝聚人气、保持队伍不散，虽然王荣清、胡小玲、单称峰、聂敏之、杨建民、尉国平、叶建、贺忠民、林辉、毛奇峰等人都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论功绩因每个人的作用不同而没有可比性，但池建伟先生所付出的热情与辛苦无疑是最大的。

2001年，四川民主党人王森到浙江“找工作（避难）”。工作未落实期间，在池建伟家中住的时间也是最长的。当时我刚在一个茶叶公司跑业务，由于家中女儿尚幼需要照料、民主党的事情也要化不少精力，公司业务没有全力展开，收入不佳，但考虑到王森住在比我更困难的建伟家中，我要分一半自己打工的薪水给建伟，但他坚决不肯收，硬要我把钱给王森。

尤其是每年春节期间，建伟家都会叫大家到他家有一次“吃年饭”。建伟家中老母，当时已经八十多岁，贵州人，是抗战结束后随南迁的浙江大学一起从贵州返回杭州定居，近几十年来一直与小儿子建伟相依为命，住在杭州建国南路临街的一个公寓房（上城区叶家弄5幢2单元402室），这位英雄母亲每次都能烧出满满一大桌丰盛可口的菜肴招待我们这些屡败屡战、不离不弃、绝不屈服的孤军战士，这几乎成了中国民主党在浙江主要人员雷打不动的“惯例”。

在浙江民主党最艰难的本世纪初头五年，池建伟不仅和同志们一起挺了过来，期间还为民主党介绍引进了不少优秀成员，例如被称为浙江民主党“一张嘴”的演说家吴远明（任伟仁）先生，又如工运活动人士、民主党吴山周末茶会的主要主持人之一的王富华先生，就是由池建伟先生的引荐而参加民主党的。

池建伟先生曾经在平安保险公司当过业务员，但因家中母亲年老需要照料，也许还因参与民主党的组党活动受到干扰，工作总是稳定不下来，基本处于失业状态，因此家庭生活主要靠母亲的退休工资维持。由此，他也常常代表母亲参加在2003年至2006年当时杭州最为活跃的产业退休工人抗议机关、事业单位、企业退休工人劳保待遇显著不公平的维权活动。针对退休工人到杭州市政府门前游行示威的维权活动经常遭受地方当局严厉打压之遭遇，池建伟与王富华先生一起，及时将中国民主党浙江部分的法律咨询与网络宣传能力介绍给了陈忍鉴（杭丝联）、陈绍淦（浙麻）、王水根（木材厂）、赵林云（机床厂）、吴锌德（杭丝联）等工人领袖，使得杭州产业退休工人的维权活动开始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例如2005年10月25《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的《古稀老人遭毒打杭州千人游行被镇压》。民主党的介入与国际社会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迫使政府在打压退休工人维权时有所顾忌，促使政府在缩小“双轨制”退休金制度差别上多采取了一些措施，使得广大产业退休工人经过自己的集体抗争，在随后几年收入与医疗保障都由明显的提高。

池建伟先生年轻时当过歌手，爱好体育，羽毛球打得非常好，虽然活泼强悍但不失恻隐怜悯之心。记得2003年前后，好多次借民主党聚会之际，池建伟在大众广庭之下引荐他带来的法轮功学员，让他们介绍法轮功“真、善、忍”的做人修为，并帮着一起散发有关法轮功的真相材料。当时，我曾警告他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冤屈，但宜私下帮助他们说明真相与伸张冤情，如果公开场合像你这么做，到时被谁‘卖’了都估计不出来，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啊！”。而池建伟先生却告诉我“中国民主党人就是应该为咱老百姓维权，谁的苦难最重，就应该化最大力气与声音为谁维权，怎么效果好，就要怎么做！”。但不幸被我言中，2006年10月19日杭州上城警方对池建伟家查抄，找出一些说明法轮功真相的小册子及光盘，2007年初杭州市上城区法院一审开庭，（2007）上刑初字第73号《刑事判决书》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池建伟三年徒刑。当时替池建伟辩护的著名律师李建强（也即作家刘路）先生认为，法院的判决在事实和法律两个层面都缺少根据，而且判决为了加罪池建伟先生，公然罔顾公安部认定邪教组织的规定（该文件没有把法轮功认定为邪教组织，而且排除了其他机构有权力认定法轮功为邪教组织），以司法权侵凌行政权，自行认定法轮功为邪教组织。这不仅损害了池建伟先生的基本人权，也损害了国家的法律秩序，开了以司法代行政的恶劣先例。

2010年9月14日，我因民主党遭迫害案坐牢四年出狱后的第二天，是池建伟带我上了吴山参加浙江民主党人与社会各界为吴义龙及我洗尘的茶会；一个多月后贵州陈西来杭州，也是安排在池建伟家中招待，我们大家就在池建伟家中相聚与陈西交流；当年吴义龙先生主持的浙江民主党救济政治受难者的年终人道募捐，最辛苦的如去建德、宁波、温州等外地化募就是由迟建伟先生来承担的（其中到了温州还碰到了“热情招待、婉言拒绝”的尴尬与委屈）；近几年清明节给聂敏之扫墓照旧仍由池建伟通知我；今年年初胡石根先生路过杭州时迟建伟先生还专门安排出两天时间迎来送往……如此诸多浙江民主党的事情，池建伟都踏踏实实地一直在做，但由于他不擅长上网撰文，尤其是近几年来建伟九十多岁的老母亲身体不好，需要我们浙江民主党圈里这位公认的孝子在家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照料，参加民主党的活动要少了一些。相对于我这样经常浮游在网络上“大声喧哗”的人而言，池建伟先生就显得较为“默默无闻”，就像静悄悄地埋在深山中的一块石头，不为外界所广知。

如果说，中国民主党就像一座纵横贯穿中华大地、正在冉冉耸起的山脉，至少在山脉东边的浙江有个山头——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池建伟、胡小玲、邹巍、楼裕根、叶建、杨建民、余铁龙余元洪父子等等就是被山表面郁郁葱葱之丛林与泥土掩饰掉的一块块巨石。谁能说如果缺了那众多相聚相垒的坚硬巨石支撑，浙江民主党经历了一次次狂风或暴雨、烈日或霜雪、甚至还有不少源于“内部”的地震，还能始终巍巍然屹立乎？

2013年12月12日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12/18/2013

陈树庆：中国民主党人徐光在拘留所绝食多日

徐光在拘留所展示的伤痕

杭州中国民主党成员徐光，2013年9月21日因参与经济适用房平等权利的群体维权活动，先被抓至岳庙派出所，当日被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并在当晚送至位于市郊的杭州市公安局拘留所执行，将于明天也即2013年10月1日期满获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零七条“被处罚人不服行政拘留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可以向公安机关提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的申请。”之规定，更何况无论《行政复议法》还是《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律都没有“被行政拘留期间的人员不得会见或委托律师”的禁止性条款，陈树庆受徐光所托为其聘请律师。但在聘请律师的过程中，一再受到杭州市与拱墅区警方两级国保人员的干扰，例如，9月23日下午，陈树庆带徐光姐姐去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路108号出版物资大厦17楼，找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潘建明律师代理徐光提起复议或行政诉讼时，警方一再打电话要陈树庆停车并在途中的某个路口“聊聊”，陈树庆不理，他们就一路追赶。在律师不愿按照前晚约定一起立即去拘留所会见徐光并接受徐光委托，打起法律理论及流程的“太极拳”拖延时间的情况下，陈树庆和徐光姐姐为了不耽误规定的家属会见时间（星期一、四下午2点至3点半），只好果断离开律师事务所赶往杭州拘留所。我们刚离开律师事务所，警方接踵而至地到达律师事务所楼下（警方“定位”我的能力很强呢！），随后一路狂追，在杭州拘留所门口截获陈树庆。见到陈树庆后，杭州市国保队长郑博警告陈树庆“不要让民主党介入经济适用房维权，将事件复杂化”。陈树庆回答说“虽然民主党组织目前还没有介入经济适用房的维权，但徐光是我们民主党成员，他出事了，我们不得不管，希望双方都按照合法的手段堂堂正正办事，不要搞歪门邪道（他们听得懂：比如滥用法律上纲上线进行政治迫害，比如刑讯逼供、又比如株连或骚扰当事人家属等等），你们不节外生枝，我也不节外生枝，希望徐光能够早日或届时平平安安出来”。

次日，我得知徐光自9月22日起开始在拘留所绝食，先前处理案件时曾在岳庙派出所身上被警察“弄出”伤痕（是故意殴打还是在执法过程中“动作过猛”，有待查实，照片是2013年9月23日所拍，已经是落下伤痕的两天后），并且有公安人员通过徐光妻子工作的医院领导向没有参加经济适用房维权活动的家属“了解情况”、在数日后有拱墅区警察直接找徐光妻子“做笔录”（涉嫌变相株连性的向家属施加压力，历史上无论习近平还是薄熙来作为“政治犯”家属都曾经深受其害。）……，看来节外生枝他们从来没有闲着！

几经周折，我终于找到了新的律师愿意接受委托，但9月26日我在陪同律师办理手续及送律师去拘留所的过程中，警方又故伎重演先是要确定我所在并等待他们过来“谈谈”，在我不答应等他们并忙于送律师的动态途中，他们就到杭州拘留所门口“守株待兔”，后因当天律师繁忙（还有其他已定诉讼事务必须现先行处理），加上那天路堵，当我们好不容易于下午4点55分赶到拘留所，律师在办理会见手续时被看门工作人员告知“快下班了，明天再来”。

笔者和外面所有的民主党同仁，与徐光的家属一样深爱并心痛徐光，尽可能通过家属会见、律师会见等一切机会劝徐光不要绝食，要爱护自己的身体。但身处绝境往往会有我们外面常人所无法理解的许多特殊情况。截止笔者本文完稿时，没有获得足够信息确定徐光是否还在继续绝食，他到底是对本次处罚决定总的不服而抗议绝食呢？是本次对经济适用房维权的其他几位积极人员是拘留7天，而徐光10天，多出几天是否因为他是民主党人而故意加重处罚，不公而不服？或者徐光对于警方执法过程中给他造成的伤痕不服而绝食呢？还是猜出我在帮徐光请律师过程中警方一再节外生枝妨碍他行使复议或诉讼权利导致不能及时“提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的申请”而抗议绝食呢？甚至是用绝食来继续表达对于目前经济适用房上市交易政策的不满？抑或有别的原因？

明天，2013年10月1日，徐光即将从拘留所出来，我们没有亲历各种现场的猜测正确与否，都将得到徐光本人的证明。

徐光电话：13362181277

陈树庆完稿于2013年9月30日

文章来源：参与　更新时间：9/30/2013

陈树庆：薄熙来案打“死老虎”和许志永郭飞雄案“虎咬人”

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共新一届领导人自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上位当政以来，开始导演“中国梦”，试图重拾业已丧失殆尽的民心。中国大陆民众之所以对中共失去信心，原因很多，有社会不公、贫富悬殊、环境污染、食品不安全、权利无保障甚至还常常受到公权力明目张胆的侵犯等等，除关乎每个人切身利益的因素外，民众最容易也最直接地将原因归结为中共官僚权贵们的贪污腐败。

要反腐败，无疑既要从个案上严惩不贷，又要从整个制度上防微杜渐，做到标本兼治。但是，将最近的薄熙来案与许志永、郭飞雄等新公民运动成员受迫害案的两类案子关联在一起，让人感觉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共当局的反腐举措治标不治本，不像是“老虎苍蝇一起打”、“将权力关入牢笼”，更像是“虎咬虎”后打政治上的“死老虎”甚至“虎咬人”。

今天上午，也即2003年8月22日8时30分起，薄熙来“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犯罪一案”，已由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之前因所谓“案情复杂”已经进行了“庭前会议”），到笔者本文完稿时，这场“审判”（虽有薄熙来当庭的勉强“翻供”之插曲）还在按照预定排练继续表演着。说不清这是一桩“刑事审判”还是一场政治大戏，而最大的看点在于目前官方所要宣传的与民间所普遍认定的存在巨大的差异。

实际上早在7月25日公布薄熙来被起诉当日，官方各报纸、网站纷纷发表评论，内容大同小异，例如：7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法治没有特区反腐没有例外》评论道“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容践踏。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法律，都将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对薄熙来一案提起公诉再次表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例外，谁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谁都不能心存‘刑不上大夫’的侥幸。”、“党的十八大强调，‘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这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也是反腐败取信于民的关键。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对腐败分子绝不姑息、决不手软，决不允许有‘特殊党员’；‘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决不是一句空话”。中国新闻网题为《公诉薄熙来彰显依法反腐决心》中说“公诉薄熙来彰显依法反腐决心”、“可以看出，中共中央正以实际行动兑现建设廉洁政治，特别是要保证官员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郑重承诺”。

虽然近二十年来官方宣传其反腐决心的此种“表明”、“强调”、“彰显”，在包括陈希同、胡长清、成克杰、陈良宇等“腐败案”的前赴后继中一再老生重弹，但民间普遍认为，薄熙来案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中共官员惊人贪腐的冰山一角，比薄熙来贪得更多的家族大有人在，薄熙来案也只是中共特权腐败“继往开来”的其中一例而已。例如在审判薄熙来当日，《网易论坛》上就有人发帖说“把官员财产公开看看有多少个薄熙来？”。可以肯定，中共的腐败，早已不是仅仅少数官员个人品德堕落的问题，而是成为了集团性、制度性的顽症，薄熙来案不可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只怕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强”。任何过度夸大个案反腐的作用，都会被后来更多更大的腐败案子所否定，尤其是“反腐”成了中共集团内部权力斗争胜利者对于失势者“打到、搞臭、永世不得翻身”的借口之时，“越反越腐”的恶性循环趋势是不可能得到根本性好转的。

中共建政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苍蝇”打掉了至少数十万，打掉的中央委员级别之“大老虎”也有数十“只”，只可惜，“老虎苍蝇”不是越打越少，而是越打越多，“老虎苍蝇”还越来越凶。难道“打老虎苍蝇”打错了？错在了哪里？分析众多“反腐”案件尤其是所谓的“大案要案”，其中也有不少被打“老虎苍蝇”不服的“冤假错案”，让人感觉得：中共当局多年来的运动式“反腐”，不是见到“老虎苍蝇”就要打，而是“老虎苍蝇”选择性地打；不是人在打、不是制度在打，似乎是“苍蝇打架、虎咬虎”，是党内或称“体制内”政治斗争甚至是利益集团“分赃不均”、“成者为王败者寇”的新花样、新特色！中国的司法体系成了政治斗争胜利者随意驱使的可卑奴婢，还当作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思维和实践的遮羞布。

笔者因参与中国民主党活动遭政治迫害在浙江省乔司监狱服刑期间，曾经也遇到过不少正在服刑的“贪官”，其中有几个“贪官”及其家属一直挣扎在“认罪伏法”可以减刑假释与坚持伸冤“牢底坐穿”的两难痛苦选择之中。其中有一姓梁的镇长（如果他或其家属授权我帮他们伸冤，我就会公布其姓名并收集公布有关案情材料），2005年习近平在浙江任省委书记赴台州指导抗台（风）救灾工作时，还和他一起合过影。梁镇长2008年入狱，至少在我2010年9月13日出狱时还没有“认罪”，他的妻子和弟弟也多次去北京上访伸冤并被截访。听狱友们谈起他的案情说，是因为梁镇长不同意一块征地，被对方捏造了他“受贿”的假案情，搞掉他后就完成了征地并顺利上了项目。如果他的案子要能平反，会影响到许多当地领导的政绩及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甚至有狱友说：没有用黑社会直接让梁镇长“出车祸”实施任长霞式的“因公殉职”，说明已经算对他客气的啦！

上述笔者所遇案子，若非“冤案”，那也只不过是“选择性拍苍蝇”而已。至于“打老虎”案子，陈希同与江泽民“争风吃醋”斗败后、陈良宇公然对抗胡温“宏观调控”失势后，分别坐以贪污受贿的腐败罪名，已经成了政治原因选择性打“老虎”家喻户晓的典故。如今，轮到即将审判薄熙来了，可以毫不掩饰地说，作者本人并不喜欢薄熙来，对其参与迫害法轮功信仰者并涉嫌参与活摘器官和尸体贩卖的恶行早有所闻，在2002年我的一篇题为《中国民主党人论国家安全工作》文章中，对薄熙来主政的大连地方当局利用“泄露国家秘密罪”陷害揭露官场腐败的记者姜维平案也予以谴责。后来薄熙来在重庆主政期间利用“唱红”搞专制主义个人崇拜，利用“打黑”进行黑打以权谋私，劳教方洪、任建宇等迫害政治异议民众、滥用职权包庇亲信和家属犯罪行为等等，无论哪一项如果查实都是严重的违法或不义行径。对其贪腐的怀疑最初是从网络曝光其儿子薄瓜瓜在英国留学期间放荡奢华、西藏旅游警车开道护驾等等初现端倪的，但所有这一切都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多年的日积月累所致。令人发问的是，如果不是王立军夜闯成都美国领事馆案的惊世轰动而牵扯，如果不是薄熙来与温家宝前总理的路线之争以及与习近平先生的“上位”之争彻底落败，如今的薄熙来是否会落到被“反腐”打倒的“死老虎”境地？是难以让人置信的。美国中文媒体《世界日报》2013年7月26日在《审判薄熙来，呼唤宪政梦》的社论在评论薄熙来一案时称：“我们仍然要问：薄熙来横行20年，为什么没有受到任何制约？从市长到省长，从部长到直辖市委书记，他的‘专权’怎么就不能被‘关在制度的笼子里’？他的权力来源，到底是什么？”，社论还说“习李体制打老虎、拍苍蝇固然都重要，但进行政治改革、建立司法独立和廉政机制，让新闻自由监督权力运作更重要”。笔者认为，习近平仅仅以贪腐治薄熙，是来罪难以服众的。

笔者早在1999年撰写的《大旗在飘扬》（2002年6月24首发于洪哲胜先生主编的《民主通讯》）一文中，在论及反腐廉政措施时，就曾与中国民主党浙江的同仁有这样的共识：“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保持公正和防止腐败最根本的保障就是政府的一切权力（power）来源于民众之基本权利（right）的自愿授让。怎么个授让法，由人民来决定，即人民有创制的权利。人民的权利（主权）高于政府的权力（治权），政府权力服务并从属于人民的权利，这就是民主政治的本质。”，“付诸实践，就是建立了一个立体的权力制衡机制，清除腐败最常见的保护伞——官官相护的现象。首先，从时间上通过几年一度的换届选举，迫使掌权者要为以后着想；其次，从平面上通过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三权分立，让政府各部门相互制衡和监督；再次，在野党对执政党的监督和竞争，独立媒体对政府机构和公务人员的错误或不良行为进行曝光及批评，也从空间不同的角度制约了政府权力；最后，宗教信仰和道德规范等精神因素也从各个层次维护着公正和防止着腐败。”，“顺便提一下中共当局10年来反腐倡廉的措施，称之为：思想教育为基础，法制为保障，监督是关键。实际上，‘台上孔繁森，台下王宝森’的现实，只能诲盗更多的人升官为发财，甚至已经影响到下一代中国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一个政党或某些人临驾于国家和人民权利之上的特权本身就是最大的腐败，也是其它腐败的根源。权大于法，党纪高于国法，为维护特权而用来治民而不是治官的法制，又怎能成为反腐倡廉之保障呢？当官不由人民选，官官相护，新闻出版不自由，使监督显得软弱无力，哪里谈得上监督是关键。不从本质上思考和解决问题，所以10年来只能是反腐反腐越反越腐！”

上述内容，又过了十几年的如今看来，由于制度缺损导致腐败问题显得更严重了，假借“国家安全”及“维稳（维护社会稳定）”的名义滥用国家公器抗拒和镇压来自民间的监督制衡也更加变本加厉。尤其自2013年3月以来，中共当局针对以温和理性的方式推进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组织同城聚会讨论及上街举牌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新公民运动成员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刑拘迫害，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中共“新政”以来在北京抓捕丁家喜、赵常青、李蔚、王永红、马新立、张宝成、袁冬、孙含会、齐月英、侯欣、张向忠、李焕君、李刚、吴金圣、宋泽等十多人，在江西起诉刘萍、魏忠平、李思华，在湖北关押袁奉初、袁小华、陈剑雄、李银莉、黄文勋，在广州拘捕刘远东、杨霆剑、邱华，在海南拘捕郑酋午夫妇，在东北秘密关押姜力钧、张顺等人，在合肥逮捕张林，尤其是7月16日又抓捕许志永，8月8日晚上11时刑拘郭飞雄，大多都是涉嫌所谓“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宪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假如没有许志永、徐萍、黄文勋、郭飞雄等人，这一次，什么“新一届党中央显然把依法治国放在了更加突出位置”、“中国梦”、“权力入笼”、“密切联系群众”又会让不少人信以为真。正因新公民运动的志士们，用同城聚会和上街举牌的实际行动抓住“公民权利”及“官员公布财产”这两个要害，对中共新一届领导人的信誓旦旦来“听其言、检其行”，竟然逼得中共当局立马扯下了画皮、再次露出了专横的狰狞面目。中共当局一方面在大张旗鼓地搞形式主义走过场的“群众路线”，另一方面又滥用国家司法暴力“抓群众”对于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新公民运动成员进行刑事迫害，让人怀疑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上世纪五十年代迫害知识分子“反右运动”之“引蛇出洞”的阳谋死灰复燃。再次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变成现实的禁区，断然杜绝了全社会对于中共当局从根本上也即制度上反腐廉政的信心，表明了贪得无厌的权贵利益集团为保贪腐不可救药的“坚定意志”。民间外舆论对习近平报导从十八大初高度期待，转为高度失望，各种批评、抨击文章出笼，质疑“中国梦”是谁的“梦”？不是民众依靠法律和制度把公权力“关入牢笼”，而掌握公权力的贪官污吏“苛政猛于虎”的“虎咬人”噩梦！

比较薄熙来贪腐滥用职权案与许志永郭飞雄等公民遭迫害案，两者相同点都是政治问题刑事处理，无论发生在审判薄熙来、还是迫害许志永、丁家喜、赵常青等新公民运动成员，这类结果早已内定的“表演审判”、“政治审判”，妄图掩盖自身党国人治形象，只能更加暴露中共法制的虚假与伪善。不同点是：薄熙来案名义上是“依法治国”、“老虎苍蝇一起打”，本质上还是纯粹的党家法所为，是“虎咬虎”式的以恶审恶；而迫害许志永郭飞雄等公民行动参与者，名义上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刑事罪名，实质上是公然践踏宪法、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奴化司法机关、掩饰保护（包庇）贪官污吏巨额“不明财产来源”的“虎咬人”行径。同样，湖北省赤壁市公安局办理的“黄文勋、袁小华、袁兵等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也充分暴露了中共宣称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过是掩耳盗铃！

中共新一届当局，如果真想追随历史潮流成为现代法治国家，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政权自身法统问题，放弃一党之私实行天下为公，还政于民建立宪政，采用民主途径解决政治分歧，人民能够真正当家作主、参与决定重大国家政策以及重要官员选择，做到在强烈的阳光下让任何混入公权的黑暗势力之黑暗行径难以遁形，只有这样才是负责任、有作为的执政之举，才能根除腐败有效防止“堡垒从内部被攻破”，才能取信于民从而避免“水能覆舟”的剧烈大革命，从而平稳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陈树庆

2013年8月22日完稿于中国大陆杭州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8/27/2013

陈树庆：吕飘旗赴港被阻案的法律和人权问题

我们不否定，中国梦在整体上是个强国梦，但落实各每个人身上，中国梦是自由平等的公民梦，还是受到歧视、管制和压迫奴隶梦？毫无疑问，应该是“表达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怖自由”，即人权和社会公平正义有保障，“将权力关入牢笼”不再肆意伤害民权的宪政梦。习近平先生已经不再遭受政治迫害甚至株连九族的噩梦，但其他中国人呢？看来，为了惠及每个中国人自己及子孙自由和福祉的中国梦，我们还得做出更加的努力！

据维权网和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的报道：浙江著名维权活动人士、中国民主党人吕耿松女儿吕飘旗原定7月8日去香港旅游，但8日下午5点多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被边防检查站被截住了。吕飘旗问一个穿武警军官制服的人（边检人员），为什么她不能去香港，那军官说：“为什么不能出去你自己心里清楚。”吕飘旗说我不清楚，我又没有犯罪。对方说：“如果你没有负案在身，那公安局为什么有你的‘案底’？”又说，如果你想出去，只有到公安局把“案底”注销。吕飘旗女儿问他们她有什么“案底”，对方说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只负责核对身份证，反正凭她的身份证是出不去的。吕飘旗说：“你们不让我出去，我的机票就作废了，那怎么办？”那军官理也不理，丢下她就走开了。

吕飘旗前年从浙江工商大学毕业后，找工作一直受到国保干扰，他们公然打电话给她所在的单位，叫不要接收吕飘旗。今年的5月24日，吕飘旗代父亲吕耿松去香港出席独立笔会的颁奖大会，结果在深圳海关被阻。这次，她换乘飞机去香港旅游，结果在杭州就被阻。看来真像深圳海关所说，她上了公安部的黑名单。尤其恶劣的是，笔者今天才了解到杭州边防检查站还在吕飘旗所持有效期到2014年05月19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往来港澳通行证》加盖了日期为阻止吕飘旗赴港当天即2013年7月8日的“注销章”（见图片）。

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前后两次阻止吕飘旗赴港，并在7月8日注销了吕飘旗所持有的往来港澳《通行证》，在现有法律的实体与程序上，是否站得住脚？由于自2013年7月1日起施行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2012年6月30日通过）》，之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同时废止，不妨将7月8日这次吕飘旗赴港受阻，与现行有效的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本文一下简称《出入境管理法》）进行对照分析。

首先，就法律适用范围而言，《出入境管理法》第八十九条：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其中第一款“出境，是指由中国内地前往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由中国内地前往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由中国大陆前往台湾地区。”，说明吕飘旗赴港适用《出入境管理法》。

《出入境管理法》第十二条规定，中国公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准出境：

（一）未持有效出境入境证件或者拒绝、逃避接受边防检查的；

（二）被判处刑罚尚未执行完毕或者属于刑事案件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

（三）有未了结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决定不准出境的；

（四）因妨害国（边）境管理受到刑事处罚或者因非法出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被其他国家或者地区遣返，未满不准出境规定年限的；

（五）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决定不准出境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准出境的其他情形。

吕飘旗赴港，事前经申请已经持有政府有关部门颁发的往来港澳《通行证》，如果说吕飘旗赴港不符合《出入境管理法》第十二条的相关规定，因申请《通行证》之前当事人有不合法的行为，这颁发《通行证》的政府有关部门就要负审查不实之责。如果说，因申请《通行证》之后当事人有不合法的行为，阻止吕飘旗赴港的出入境并注销其《通行证》的边防检查机关也有责任向当事人释明具体的违法事实及相应的法律依据，怎能以所谓“上了公安部门的黑名单”这种法外情形做借口？如果允许这种借口有效，《出入境管理法》第十二条规定中国公民不准出境的情形岂非要加上“（七）上了公安部门黑名单的。”这一项？

在一个真正法治社会，立法必须具体明确，任何政府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无论程序还是实体上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如果所谓的“公安部门黑名单”这种“暗箱操作”可以天马行空地任意解释或超越法律，法律这个所谓的“牢笼”就无法关得住“权力”在黑暗与雾霾中出来张牙舞爪伤害民权、破坏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安宁。所以说，就吕飘旗赴港受阻案，为防止《出入境管理法》第三条“国家保护中国公民出境入境合法权益”沦为空话，在行政复议、诉讼、舆论监督，甚至包括我们民主党的在野党（反对党）对执政的中共监督，如果展开起来，都是大有文章可做的。还可根据《出入境管理法》第八十五条“履行出境入境管理职责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处分：”……（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其他行为。“要求追究相关人员”滥用职权“的责任。

无论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联合国、还是诸多国际人权组织如“人权观察组织HRW”，甚至媒体如维基百科，都会有每年一度的各国人权报告编撰或整理，当然在各种版本的《人权报告》中，公民的旅游、居住、迁徙自由也是一项很重要的人权内容。由于中国大陆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编写的《国家人权报告》罔顾众多公民权利受侵犯的事实，自今年六月中旬起北京维权人士曹顺利和其他上百位维权活动人士组织了在外交部的静坐活动，要求要求参与国家人权报告编撰，引用曹顺利的话，就是“我们就是没有合法权益，我们要求世界人权组织白皮书里面要把我们这些最基层老百姓的疾苦给写进去，你不能光说好听的，老百姓的实际情况也要写一些，不能光拣好听的写。”这其中是否包含了公民出入境权利受侵犯的案例，目前笔者从各种渠道了解的信息中，暂时还不得而知。

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其中第十三条“一、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二、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中国政府于1998年10月5日在联合国总部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也规定“人人有自由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任何人进入其本国的权利，不得任意加以剥夺”。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倡导和模范遵守这些人权宣言，更何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也已明文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要确保中国公民在全世界受到普遍的尊重与权利保障，必须从国内、从本国政府及各驻外机构善待本国公民做起。但是很遗憾，吕飘旗赴港受阻案，为所谓“代表最广大人根本利益的”中共政权歧视、刁难甚至是迫害我们自己同胞再添了一例具有国际影响的人权劣迹记录。

侵犯人权的行径，其中有一项最为卑鄙恶劣的就是“株连九族”。中共十八大后上位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提出了许多至少在中国大陆还算是比较有影响的“新主张”，例如“中国梦”、“把权力关入制度的牢笼”等等，这很可能与其本人在少年时受到中共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权力”株连九族之“噩梦”有一定的关联。据网上不少媒体的检索（例如港媒《动向》、《苹果日报》的报导），大致情况是：习近平，陕西富平县人。他的父亲习仲勋是中共陕北根据地创始人，习近平1953年出生时，其父习仲勋身是中共宣传部长。习近平10岁时，即1962年9月，父亲被中共打为“反党集团”成员，撤销一切职务，下放河南洛阳一家面粉厂（也有说是洛阳矿山机器厂）接受“改造”劳动，几年后，又被关入监狱，成为囚犯，直到文革结束。父亲被打倒，习近平一家人随之遭遇厄运。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习近平刚13岁，当时还是中学生的习近平只因为说了几句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话，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列为“敌我矛盾”，在中央党校的院子里关押了起来（也有说因父亲的关系，习家子女当时都受到迫害，习近平在学校受歧视被人指指点点，因此跟人打架被扭送公安，北京市公安局以“少年反革命”罪名，将他送到少年犯罪管教所管教，当时他才15岁）。报导称，一年后习近平从管教所出来，又赶上全国上山下乡运动，想到反正在北京也呆不下，他于是爬上火车，到了陕北延安，到梁家河插队落户“和群众打成一片”：与村民一齐挑粪下地、播种、收割；做过赤脚医生、记工员、农业技术员，逐渐得到了村民的认可与接受。1975年1月，习在梁家河呆了七年后，获推荐上清华大学，当时其父未平反，他仍然是黑五类的子女，好在时任县委书记签字拍板：“老子是老子，儿子是儿子”，由此才走出厄运。

很遗憾，许许多多中国人，尤其是人权捍卫者、法轮功和家庭教会的坚定信仰者，正在遭受或可能面临过去席家类似甚至更糟的噩梦，他们经常面临警方骚扰、软禁、短期拘留、“劳动教养”、强迫接受精神治疗、或以刑事罪名判刑入狱，甚至还有迫害致死的。其理由通常是被偷换了概念的所谓“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而株连九族案最典型的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11年徒刑，其妻刘霞自从2010年12月即告失踪，据信她现被软禁在北京家中，以防她为丈夫进行倡导游说。其他还有陈光诚的侄儿、郑酋午的妻子被栽赃、李旺阳的妹妹李旺玲和妹夫赵宝珠夫妻被严密监控等等。现在，要轮到吕耿松家属遭株连案开始大曝光了。

据了解，对于吕飘旗的株连，最初源于2007年吕耿松先生遭政治迫害时，当时还是浙江工商大学大二学生的吕飘旗小姐专程到北京请莫少平大律师为父亲做辩护人，这本是诉讼法领域当事人亲属的一项法定程序权利，但却被有关专政部门当作了“上访”和影响“维稳”政绩的事件而恼羞成怒。随后，对于吕飘旗小姐的诛连性迫害就断断续续地发生了，吕飘旗前年毕业之后找工作一直受到干扰，而且愈演愈烈，甚至出现了2012年11月杭州公安机关特意印制了吕耿松一家的照片，发放小区联防保安，对吕耿松全家实施24小时不间断严密盯控的全家“通缉”闹剧，直到最近吕飘旗两次赴港受阻、有效《通行证》被注销。按照吕耿松先生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言“那肯定是因为我的原因了。他们让她销案去，她哪里有什么案件，肯定是因为我的原因。我做事情他们可能不容，但是我女儿并没有做我做的事情，就是一个正常的学生。她要找工作和到外面去旅游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别人有这种自由为什么她却没有呢？她找工作都受到了国保的干扰，打电话给她找工作的单位让人家不要收她。”

我们不否定，中国梦在整体上是个强国梦，但落实各每个人身上，中国梦是自由平等的公民梦，还是受到歧视、管制和压迫奴隶梦？毫无疑问，应该是“表达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怖自由”，即人权和社会公平正义有保障，“将权力关入牢笼”不再肆意伤害民权的宪政梦。习近平先生已经不再遭受政治迫害甚至株连九族的噩梦，但其他中国人呢？看来，为了惠及每个中国人自己及子孙自由和福祉的中国梦，我们还得做出更加的努力！

2013年7月11日完稿于杭州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7/13/2013

陈树庆：敢为民矛、甘为民盾，愿做志士铺路石——纪念中国民主党公开组党十五周年

在民主社会，政党通过大量艰苦的、日常的动员和组织活动，在人民与其政府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它们鼓励并引导公众的讨论，以使社会问题和冲突明朗化而便于和平理性地解决；它们使处于政治光谱两端的极端情绪变得温和，让彼此冲突的群体合作共处；而多党间的竞争与相互制约则维护了社会的公正；政党参与并组织选举，为社会及国家推举优秀的领袖和议员。政党的存在与运作，不仅满足了人性深处的团体归属，也保障了人民的政治权利——主权在民；政党是人民掌握社会主权的一种有效手段、途径和平台；多党和平相争体现了民主共和之态势。

但在中国大陆，中国民主党自1998年6月下旬公开组党15年来，还没有起到上述作用，因为中国处于不正常的极权统治中。那么我们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我曾因民主党案被中共当局判刑4年，2010年9月下旬，我刑满出狱后，许多民众送来欢迎、问候和感谢，其中有作家、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上访群众，我回谢说“我为民众维权和呼吁的事情做得不多，你们不少人，我过去甚至不相识，为何要谢我？我不敢当！”他们中有的说“你，还有小池（迟建伟）、小王（王富华）、小吴（任伟仁）等民主党人帮助杭州产业退休工人维权，我们老工人都不会忘记的”；有的说“民主党人吕耿松、邹巍帮助上访群众维权的案子数都数不过来”。一位老阿姨的话，更是让我深有感触，她说“正因为有你们民主党的存在，让中共当局最顾忌，你们把主要镇压火力都吸引了过去，所以这才大大减轻了一些作家、家庭教会、访民的压力和损失。共产党政府怕民心倒向民主党，甚至还会对百姓做些安抚性；实际上你们只要存在，即使不直接参与维权，也在间接地起作用。民主党是百姓维权进攻的矛，保护所有人的一张无形大盾啊！”此说法可能有所夸张，但民主党存在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这更加坚定了我对于中国民主党的价值和信心。

中国民主党以“和平、理性、公开、合法”为行动准则，目的是捍卫人权、推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法治。形象地说，对于反专制，促进中国实现民主，它是“矛”；对于维护保护人民，维护人权，它是“盾”。

中国民主党人十几年来受到数不尽的传唤、抄家、软禁、跟踪、迫害、监禁……仅浙江一地光为民主党案直接或间接判刑、劳教的先后就有：1、王有才，（1998年）颠覆国家政权罪11年；2、吴义龙，（1999年）颠覆国家政权罪11年；3、朱虞夫，（1999年）颠覆国家政权罪7年、（2007年）被判妨碍公务罪2年，（2011年）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7年；4、祝正明，（2000年）颠覆国家政权罪10年；5、毛庆祥，（1999年）颠覆国家政权罪8年；6、徐光，（1999年）颠覆国家政权罪5年；7、叶友富，（1999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1年6个月；8、聂敏之，（2000年）劳教1年；9、范子良，（2000年）劳教3年；10、单称峰，（2000年）劳教2年；11、（2000年）戚惠民，劳教1年；12、谭凯，（2006年）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1年6个月；13、严正学，（2006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3年；14、力虹（张建红），（2006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6年；15，陈树庆，（2006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4年；16、迟建伟，（2006年）因同情和帮助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被判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3年；17、吕耿松，（2007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4年；18、王荣清，（2008年）颠覆国家政权罪6年；19、陈开频，2008年6月7日在杭州大厦挂“政府腐败是万恶之源”、“独裁必腐败，专制丧人心”、“六四是中华之耻人类之痛”巨幅标语，以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和交通秩序罪被判2年；20、薛明凯，（2011年）因代表浙江民主党参与乐清钱云会事件的真相调查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再次被判刑，刑期4年。浙江先后有20人23次累计判刑或劳教超过百年，而全国（大陆）据不完全统计有近200多位民主党人遭受政治迫害，累计刑期或劳教超过千年。

中国民主党“为民之矛，为民之盾”，所付出的惨重代价，也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了中国大陆目前的人权状况，我们尚要自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革命先贤宋教仁先生曾说过，“立宪政治，以代表国民公意为准则，而最适于运用此制者，则莫如政党政治”，所谓政党政治，是“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

多党依法和平竞争，是现代文明国家实现民主法治的保障。如今中国大陆，中共一党独大（那些跪在共产党面前的“花瓶党”不值一提），实行专制统治，所谓“中国特色”就是权贵集团垄断权力和利益，绑架国家和政府的。这是中国政治腐败与社会堕落的总根源。中国民主党存在的意义正是针对于此的，虽然她在中国尚不能“合法”地存在，虽然她始终遭到当局的残酷打压和迫害，但是她存在就是对中共一党专制的否定和挑战，就是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希望。

中国民主党不仅是一个有时代担当的政党，她还是也必须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欢迎任何一位有志于捍卫人权、推动国家民主法治进步的仁人志士到这个平台，施展才华、实现抱负。我们民主党的老战士，不仅将一如既往地敢为民矛、甘为民盾，也必定敞开胸怀，愿做志士铺路石！

2013年5月28日完稿于杭州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更新时间：6/1/2013

陈树庆：朱虞夫妻子姜杭莉再次为夫申请保外就医

2013年5月7日上午，中国民主党人吕耿松、邹巍、胡臣、戚惠民和我一起陪同朱虞夫的妻子姜杭莉到杭州市郊临平镇的浙江省第四监狱，探望受政治迫害正在服刑的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创建者之一的朱虞夫。

本次探监，是每月中旬姜杭莉探望朱虞夫的例外，是因为姜杭莉第二次为朱虞夫申请保外就医，4月18日向狱方寄送了申请材料，而前些天第四监狱一个姓王的警官打电话叫她去，后经姜杭莉向工作单位请出假来，就约定了5月7日，姜杭莉也以为这次是去谈朱虞夫保外就医的事宜。由于过去朱虞夫案在诉讼阶段的《取保候审申请书》及入监后的第一次《保外就医申请书》都是姜杭莉请我帮她起草，我就一起过去看看有什么事情还需要我的法律协助。

我们一行约在上午9点20分左右到了第四监狱刑罚执行科找姓王的警官，该科室的两个女警官说这里没有姓王（或黄，我们江浙吴越口音都发“wang”音）的警官。当姜杭莉给她们展示了手机上的来电显示（057186249926）后，年轻的那位女警官就跑出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回来，带我们到了狱侦支队，见到了那位被女警官称为王支队长的一中年男性警官（警服上三星，警督衔），王警官让姜杭莉进入办公室，要我们其他人在外面等一会儿，我们在大厅里等了十几分钟，见王警官和其他几个穿便衣的警察带着姜杭莉往电梯口走，我们赶紧追上去要一起去，但王支队长说“先和家属谈些事，你们有什么话等一会儿再谈”，我们就继续在大厅等候。

一个多小时后，见他们出电梯口，我们都走了过去，我先问姜杭莉“朱虞夫保外就医的事情谈得如何？”，姜杭莉说“没有，他们谈了其他事情，说我传出老朱的病情和狱内情况，说境外媒体报道不实”。我马上质问道“是不是他们威胁了你？”。姜杭莉不支声，王支队长马上说“我们不会威胁她的”。我就对王支队长说“姜杭莉反映的情况，或境外媒体报道不实？那好！现在就请你说说你们认为朱虞夫的真实情况如何？”，我拿起手机开始按屏幕，同时说“最好录下音来”。不想那王支队长说了句“都已经对她（姜杭莉）说了”就转身快速离去，拒绝我这个估计不会吃他们“威胁那一套”人的询问，走入自己办公室“呯”的一声将门关死。

在回杭州，在我们的追问下，姜杭莉就把他们将其叫去谈话的情形简单作了介绍：四五个人，江干（区）国保也来了两人在场，还架起机器录音录像，拿出一叠病历卡说朱虞夫身体没有外面报道的那么严重，不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监狱给他累计看病检查或取药（降压药）有十九次了；就老朱在车间的劳动环境就家属提出的粉尘、超音等职业病危害因素，也是经过环评符合国家要求的；活儿他愿意干多少就多少，没有强制定额；取消营养餐是因为朱虞夫不遵守监规（吃瓜子），还在与其他犯人交谈中说“你有没有被狗咬？”暗喻处罚他的狱警是“狗”。他们还指责姜杭莉会见朱虞夫时没有配合监狱对犯人的改造要求，说些让朱虞夫不能安心服刑接受改造的话，要求姜杭莉今后对外反映朱虞夫情况要符合他们今天谈话所明确的“实际情况”，不要“歪曲”，否则就要取消她会见朱虞夫的资格。

我对姜杭莉说：老朱的浮肿、晕倒都是你们家属会见时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老朱在车间出工，制作箱包最大的环境危害因素是黏贴面料所用的化学胶水、拷边用的涂料，其挥发性溶剂如芳香烃类化合物或甲醛等对人体的危害才是最大的，而非他们避重就轻的所谓粉尘和噪音；你是医生，老夫老妻几十年对自己丈夫的身体状况最为了解；奴役任何人尤其是奴役受迫害的政治犯本身就是违反联合国宪章及其人权公约的丑恶行径；他们说你反映或外界报道的情况不实，那好，下次会见他们录像录音，让我们也去录像录影，双方都用第一手直接的、原始的证据来说明什么是“真实情况”好了，有必要的话，在劳动现场正常开工时间的空气质量也是有办法请独立的检测机构及校准的仪器进行检测的。

笔者认为，不许政治犯会见家属，很有可能发生了政治犯在狱中受虐待、因为抗争而处境更加恶劣的情况：例如2000年吴义龙（现在联系电话18055699788或13855642895）因争取看报权利而长时间被关小号禁闭；毛庆祥（现在联系电话15158179091或057186066394）因拒绝剃光头而被关禁闭；徐光（现在联系电话13362181277）2001年春节期间被恶警用三根电警棍一起电击的全身红肿起泡（头肿大得像猪头），2003年5月开始多次长时间（数月）的关铁笼并遭其他犯人侮辱（吐痰、浇尿等）；本人（陈树庆）1999年末以监视居住的名义长达四个多月的关禁闭严重营养不良全身浮肿几乎到了难以行走的地步（关节僵硬、疼痛、乏力），期间都是不允许家属探视的。再过几天，又要到了姜杭莉定期探监看望朱虞夫的时候了，能不能见？或见到后的事情的实况与进展到底如何？不妨拭目以待。

根据中国大陆目前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保外就医包含服刑人员生活不能自理、病重在狱内无法有效治疗等多种危及服刑人员生命安全和健康的情形。活生生、好端端的一个人进去，要快死的抬了出来（有关系的贪官污吏除外）？为了避免朱虞夫重蹈民主党人聂敏之、力虹（张建红）的覆辙，我们必须始终关注朱虞夫在狱内的处境及家属为他提出保外就医事宜的进展。不仅朱虞夫及其家属，我们所有中国民主党在浙江的成员也感谢海内外所有正直媒体一如既往的关注！

2012年12月初姜杭莉第一次为朱虞夫申请的保外就医，2月初收到浙江省第四监狱刑罚执行科的拒绝函。图片是2013年4月18日姜杭莉第二次为朱虞夫申请保外就医材料留底复印件及信函回执。

陈树庆
2013年5月9日完稿于中国杭州

文章来源：参与　更新时间：5/9/2013

陈树庆：丁家喜、赵常青等八义士案考验习近平“权力入笼”的性质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成为最高领导人后，有一系列引人瞩目的举措，其中之一就是在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上发表了“权力入笼”的谈论，他说：“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将权力关入笼子并不是习近平第一个讲，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早在2004年7月4日发表国庆节演讲时就说：“人类千百年的历史，最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之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人类社会的运行，需要规则的制定和执行，这都需要权力的运用。但由于每一个人本身都充斥着七情六欲，西方有一种说法生动形象地概括了人的本性，即“天使与魔鬼的结合体”，一旦权力握有者劣根性的发作，难免不会以权谋私。权力运行的主体，即国家机器里大大小小的“统治者”们，是由人民供养的，却反过来损害民众利益，侵犯民众尊严，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让民众看不到前途和希望，对未来失去信心，权力就成了社会需要又侵害社会的双刃剑。

经历数千年的历史实践，直到进入近、现代民主和法治的成熟期，人类才找到了运用权力又能有效防范和制止其侵害公众的方式，即通过法治给权力运行的目的、范围及程序规定明确的界限，让权力主体自觉恪守自己的权力边界，互相制衡，不滥用职权，确保权力由社会民主产生并始终处于社会的监督管控之下，这也就是小布什所说的将权力关在笼子里。

因父辈遭受政治迫害而受牵连，少年时曾经被收容教养的习近平，作为从基层逐步走上中南海权势巅峰的习近平，应该了解权势横行暴虐的危害，所以才对权力入笼有所感触。习近平先生一说“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之讲话，大大振奋了民心，很多网友在网络留言里都不约而同地用到“信心”、“希望”这样的词语。但是习近平的将“权力关入牢笼”对于贪得无厌、专制成性的中共特权既得利益势力，到底是镜花水月？还是存在能够实现的可行性呢？

中国（大陆）社会长期以来，由于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不仅在掠夺财富，还在摧毁社会公平，侮辱人的尊严。肆意妄为的权力之唯一价值，就是让国家的存在对普通人没有价值，让普通人的人生没有价值。无可否定，社会对于大大小小的各级当权者贪暴堕落的愤怒，大多数人出于恐惧，只会从“胡温新政”到“习、李新政”在疑虑、期望中一再“无可奈何”的忍耐和等待……中国人民难道就真的是懦弱可欺吗？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存亡危急之时，鲁迅先生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曾说：“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说到舍身求法，我们不妨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哪些规定：第十二条“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第十三条第一款“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宪法不能停留在一纸空文，其生命在于实施，尤其是需要有人“舍身求法”的实践。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脊梁”，如今同样需要：2012年12月9日、丁家喜、孙含会、赵常青等发起“要求205名部级以上官员率先财产公示”活动，通过他们的努力，已征集7000多公民联署，两会期间已将联名建议书递交全国人大常委会。3月31日，袁冬、张宝成、侯欣、马新立四君子在西单街头拉条幅呼吁官员财产公示。4月14号，王永红先生在北京国贸SOHO再次举牌呼吁中共205位新一届官员首先公示财产。他们的行动，出于良知，伸张了正义，表达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呼声！

义士们的行为，无疑触痛了贪官污吏们的要害，是否会遭致滥用公权的打击报复？我一直在替他们挂念和担心。自3月31袁冬、张宝成、侯欣、马新立等四位公民被刑拘以来（注：侯欣因突发心脏疾病获准保外就医，已于4月10日晚上从北京市999急救中心由其家人和律师接回家），4月15日晚王永红先生被刑拘，17日孙含会被刑拘，4月18日丁家喜律师和赵常青先生被刑拘，所有涉嫌罪名均为“非法集会”。正如许志永先生所说的：“财产公示是体制不可触碰的底线，谁要它公示，它就张牙舞爪跟谁急。除了这个，它还有更害怕的，那就是——自由、公义、爱。公安从王永红、赵常青、丁家喜的家里、车里抄走了‘公民’徽章、印有‘自由、公义、爱’的文化衫和雨伞”。

但愿，习近平先生的“权力入笼”要“实干兴邦”！而不是一个叶公好龙式的“皇帝新衣”来“空谈误国”，更不能是一个忽悠和残害民众的“引蛇出洞”之“阳谋”。正在发生的丁家喜、袁冬、马新立、张宝成、王永红、李蔚、孙含会、赵常青八义士的案件，到底是下面的政法暴力试探和挑战习近平“权力入笼”？还是另有“密旨”有恃无恐、仗势欺人？其结果是否能够做到“让民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到公平正义（习近平语）”，势必成了“习、李新政”尤其是习近平“权力入笼”性质的首个验证！

民权必须得到保障，权力（包括执政党的所谓“领导权”）必须受到制衡，公平正义必须得到伸张，这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但仍要为之奋斗不止的“中国梦”。为了这个福泽每一个中国公民及其子孙的中国梦，丁家喜、赵常青等八义士的案情进展，我们不但拭目以待、守望相助，还随时准备前赴后继！

2013年4月22日完稿于浙江杭州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4/28/2013

陈树庆：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2013年春节人道募捐文告

为了让自由、平等、博爱的阳光早日普照我中华大地，中国民主党人继承革命先烈“忠勇为爱国之本、有恒为成功之本”的光荣传统，坚守“和平、理性、公开、合法”的行动准则，为捍卫人权、推动中国实现民主法治，与全国所有的爱国志士一道，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为此也一再遭受了中共专制特权势力的打压与迫害，无论政治受迫害者还是其家属首当其冲遭遇了巨大的苦难。同伴之间的守望及来自社会各界的关注、援助，虽杯水车薪不足以弥补牺牲，但雪中送炭是渡过难关、抚慰伤者及其家人的重要因素，对于中国民主运动在“屡败屡战中”重整士气、维护团结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我们不会忘记，在那艰难岁月海内外无数同仁、朋友的声援和帮助，他们是：香港“中国民运信息中心”的卢四清先生、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的王希哲先生、庄彦先生、《大（小）参考》的李洪宽先生、澳大利亚的孙立勇先生、陈用林先生、《民主论坛》的洪哲胜先生、《议报》的杨建利先生、中国民主党世界同盟王军主席及其广大成员、对华援助协会（ChinaAid）的傅希秋先生、独立中文笔会刘晓波先生、瑞典的张裕先生和香港的潘嘉伟先生、赵达功先生、刘路先生（李建强大律师）、魏京生先生和黄慈萍女士、郭国汀大律师、蔡楚先生、《六四天网》的黄琦先生、《民生观察》的刘飞跃先生、北京的赵昕先生、宁波的杨孟达先生、中国民主党贵州党部的廖双元吴玉琴夫妇、广西党部的李志友先生、中国民主党美国总部的刘东星先生、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的陈立群女士、李世勤先生、陈翠丽女士、中国民主党联总的徐文立先生……等等。我们也同样感谢博讯、大纪元、多维新闻网、万维读者网、维权网、新世纪新闻网、参与、中国人权、民主中国、看中国、自由亚洲电台、希望之声电台、美国之音、新唐人电视台等正直媒体的关注和客观报道。我们尤其感激来自国内各个阶层、同学、亲友、甚至许许多多原先素不相识朋友冒着被牵连的风险，克服恐惧对我们或暗中保护、或患难相助、不离不弃。种种恩情难以私报，更加使我们确信，中国民主党公开冲破党禁的行动并不孤单，和全国人民一起将中国建设成一个真正民有、民治并民享“信仰的自由、表达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怖的自由”之国家，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坚定使命！

自王东海、王荣清、王富华2005年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名义首次发起募捐，慰问受政治迫害而身陷囹圄的同伴，至今已历八个年头。诚如2012年募捐文告起草人毛庆祥先生一再强调的“我们在坐牢时受到朋友们的帮助，我们出来了就要担当起帮助仍旧受难同仁的责任”，故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的众多的成员，仍旧是本次募捐的主力；募捐活动的有效发起和组织，高海兵、戚惠民、楼保生、胡臣、任伟仁等能够长期坚持浙江民主党的吴山周末茶会凝聚人气，功不可没；本次募捐的很大一部分或者说增长最多的部分，来自于广大维权群众，这有赖于吕耿松、邹巍两位民主党人具有较高法律素养、长期脚踏实地、坚持为受欺凌的弱势群体理性维权，从而让民主党赢得了民众的广泛信赖与支持。

本次募捐活动，虽然民主党人和支持民众一如既往地踊跃参与，但由于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捐款人的普遍经济状况也非富裕，所能募到的款项有限，暂时只能集中救助一些我们熟知或容易联系上家属的政治受迫害者，远远不能救济到所有在苦难中煎熬良心犯及其亲人。此种缺憾，何以了断？我们我们深知：唯有与全国人民一起，为推进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作出更大的努力，尽早结束政治野蛮与专横对中国人民的侵犯与迫害，并以“真相、赔偿、正义与和解”的原则妥善解决历史遗留的社会不公问题，才能让我们的此类募捐活动不再必要而完成其特殊使命。

诚如吴义龙先生所说的要将中国民主党建设成一个“阳光的、透明的、让社会放心”的政治组织，在安全许可的范围内，应将中国民主党组织的事务尽最大限度地予以公开，现将浙江委员会本次募捐的有关情况公布如下，任何参与本次募捐的捐赠人还是受赠人如发现有什么出入，我受托作为本次募捐活动的总审计人，有责任作出必要的解释、复查与落实。

审计及发布人：陈树庆

电话：13958012964；0571-88310920；

电邮：csqcdp@gmail.com

2013年3月30日

附录：2013年春节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人道募捐清单：

一、捐款人清单

王有才-中国民主党人-4500元；

吴义龙-中国民主党人-200元；

王富华-中国民主党人-300元；

邹巍-中国民主党人-250元；

楼保生-中国民主党人-300元；

吕耿松-中国民主党-200元；

楼裕根-中国民主党人-500元；

胡臣-中国民主党人-500元；

陈树庆-中国民主党人-500元；

单称峰-中国民主党人-300元；

范子良-中国民主党-100元；

徐光-中国民主党人-1600元；

祝正明-中国民主党-300元；

张中政-中国民主党人-100元；

毛庆祥-中国民主党-200元；

王国安-中国民主党-500元；

姜在鸿-中国民主党人-100元；

方剑良-中国民主党人-100元；

宋健来-中国民主党-200元；

张诒达-中国民主党人-100元；

王荣清-中国民主党人-200元；

初亮-中国民主党人-200元；

洪家炯-中国民主党-100元；

王荣耀-中国民主党人-500元；

方升-中国民主党人-500元；

王国光-中国民主党-500元；

余铁龙-中国民主党-100元；

余元洪-中国民主党人-100元；

戚惠民-中国民主党人-200元；

余铁龙-中国民主党人-100元；

叶晓刚-退休教授-200元；

杨思源-右派联系人-200元；

韩立法-500元；

公民龚-100元；

沈建民-200元；

昝爱宗-300元；

严正学-200元；

隐名-中国民主党人-1900元；

吴远明（任伟仁）-中国民主党人-100元；

谭凯-中国民主党人-100元；

魏桢凌-泛蓝联盟-100元；

池建伟-中国民主党人-100元；

公民沈-100元；

杨云彪-100元；

高海兵-中国民主党-100元；

金基明-中国民主党-200元；

王小钰-200元；

陈龙-500元；

温克坚-500元；

来金彪-中国民主党人-50元；

梁丽婉-维权人士-200元；

朱瑛娣-维权人士-200元；

陈美佳-维权人士-200元；

徐桂珠-维权人士-200元；

陆定耀-维权人士-200元；

陆吕浩-维权人士-200元；

朱彩花-维权人士-100元；

叶红云-维权人士-200元；

黄滨翔-维权人士-200元；

范萌成-维权人士-200元；

管晓军-维权人士-100元；

陈渭湘-维权人士-200元；

陈地主-维权人士-100元；

韩张良-维权人士-100元；

曹良民-维权人士-100元；

裘玉梅-维权人士-100元；

郑雪-维权人士-100元；

公民徐-维权人士-100元；

陈映-维权人士-100元；

贺忠民-中国民主党人-500

公民李（台州）-1000元；

申屠大兵-100元；

叶建-中国民主党-500元；

公民习-2000元；

陈振球-中国民主党人-200元；

邬为民-200元；

陈作良-中国民主党人-1000元；

刘全贵-中国民主党人-200元；

陈开频-中国民主党-300元；

夏树理-200元；

涌江潮-中国民主党人-800元；

珠江潮-中国民主党人-2000元。

吴孟谦（吴敦红）-中国民主党人-300元

杨建民-中国民主党人-100元

周骏毅-中国民主党人-500

毛奇峰-中国民主党人-300

林辉-中国民主党人-300

以上捐款收入合计：32500元

二、受捐人清单：

1陈西（贵州）-1500元，其妻张群选收讫，电话：13984186035.

2陈卫（四川）-1500元，其妻王晓燕收讫，电话：18008255508.

3刘贤斌（四川）-1500元，其妻陈明先收讫，电话：13778747500.

4杨天水（江苏）-1500元，其姐杨桂香收讫，电话：13852821073.

5许万平（重庆）-1500元，其妻陈贤英收讫，电话：15808006569.

6任自远（山东）-1500元，其父任汝生收讫，电话：13655374549.

7饶文蔚（重庆）-1500元，其父饶江京收讫。

8谢长发（湖南）-1500元，其弟谢长祯收讫。

9范宝琳（西安）-1500元，已由西安杨先生转交其姐范宝凤。

10倪玉兰（北京）-1500元，其女董璇收讫，电话：13691552749.

11董继勤（北京）-1500元，其女董璇收讫，电话：13691552749.

12朱虞夫（杭州）-2000元，由楼保生送达其妻姜杭莉，电话：13588450407.

13薛明凯（山东）-2000元，经多方查找，仍未联系上亲人，暂委托胡晓玲代为保管。

14王荣清-（杭州，保外就医），重症尿毒症医疗补助2000元，本人收讫，电话：057185997558.

15王东海的未成年遗孤王芷怡-1000元，由戚惠民交程云惠收讫，程云惠电话：18668205386.

16陈龙德（杭州）1000元，已由戚惠民送达本人。

17聂敏之遗孀（杭州）-500元，本人收讫。

18刘本琦（青海）1500元，已交由其亲友暂保管。

19曹海波（云南）-1500元，本笔由陈树庆寄发，曹海波妻张念收讫，张念电话：13228323656.

20王登朝（广东）-1500元，其妻李彦婷收讫，电话18898738510.

21李铁（武汉）-1500元，其女李月名收讫，电话13554632221.

22佘万宝（四川）-1500元，本人收讫，电话18783483886.

以上捐款支出合计：32500元。

文章来源：参与　更新时间：4/2/2013

陈树庆：两会期间被严管的汪雪娥、刘飞跃、邹巍近况

自3月3日至3月5日中国大陆全国政协及人大两会分别召开以来，全国各地集中发生了许许多多上访群众和较敏感的政治异议人士被旅游、被软禁在家、被近身跟踪、被从北京遣送、被关押甚至还有被殴打（如北京的胡佳、上海的杨勤恒）等等的侵权事件发生。这种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闹剧，几乎在年复一年的“两会”期间一再被重演，让全世界为之侧目！

今年的“两会”已经结束，我担心最要好的几个朋友近况如何？就拨打了他们的电话，侥幸这次都能够打通，不像前些日会吃“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无法接通”或“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的闭门羹。

汪雪娥是中国民主党人、独立中文笔会成员、著名的维权活动家吕耿松先生（15397134873）的妻子，她原是一家国企工人，后因工厂转制、破产，厂劳动人事档案被毁，导致其中一段工龄未能计入缴费年限，得不到应有的社会保障。在中共十八大期间，也曾试图上访，但遭到拦截。2013年3月5日汪雪娥和其他十多名杭州维权人士和访民计划到北京向两会反映自己的公民权利被政府侵犯以及举报政府官员腐败等问题，3月6号刚在北京南站下车，马上就被潜伏在那里的地方截访人员堵住，汪雪娥被带走，先扣留在宾馆，第三天就被遣送回杭州。但她所反映的自身工龄未被连续计算导致退休劳保受损害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政府有关方面明确的答复，而且被从北京遣送回杭州后，每天上下班及外出都被派出所及社区安排协警人员近身看守、跟踪。

刘飞跃先生（13308663980）是湖北省随州市某中学的一名教师，98年他参加了湖北省民主党的组建工作，针对药价虚高民众看不起病、针对民办教师缺失应有的劳动保障等问题，在本世纪初率先站出来“振臂高呼”进行公益维权，在当时取得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及改进效果，其后又主办了《民生观察网》网站，专为中国的弱势群体（民运人士、访民）等做维权报道。由此，湖北省随州市警方，对刘飞跃实施了多年的非法跟踪、监控等维稳措施。特别是每到政治敏感时期，警方还时常会对他实施没有任何法律程序的非法软禁措施。今年也不例外，2013年3月5日下午17时30分左右，刘飞跃被当地国保警方从家中带走，先是被看管在一个宾馆里，后被送到一个偏僻的山庄，直到昨日下午（3月17日）才被“释放”回家。

邹巍，在浙江民主党人和广大维权群众眼里，是个任劳任怨的实干家，正因为他将推动国家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的进步事业与一桩桩维护民众权益的具体案件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每当全国或地方的中共党代会、两会等等敏感日子，都会受到特别的“关照”而失去人身自由。3月4日，也即全国第十二届人大即将召开的前一天，邹巍已经被押送到浙江省临安市天目山区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看管起来。今天上午我先是拨打邹巍的手机13388611942，还是“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再拨打小灵通057185507972，打通，他回答我说要下午才能被安排回来，估计要晚上才能到家。

昨天，也即3月17日，在本次十二届一次人大会议新当任的国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说“我深知，担任国家主席这一崇高职务，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夙夜在公，为民服务，为国尽力，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决不辜负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信任和重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时也重申“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新任总理李克强在简短的开场白中，称“将忠诚于宪法，忠实于人民，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他们所说的这些话，到底是“轻诺寡信”还是“实干兴邦”，不妨从当权的中共各级官员是否尊重宪法所确认的各项公民权利来进行监督评价，不仅在平时，场内场外明年两会再对比一下今年的两会，必定又是一个很好考验！

陈树庆
2013年3月18日

文章来源：参与　更新时间：3/19/2013

陈树庆：民主党人朱虞夫的保外就医被驳回

日前，笔者前往正遭受政治迫害在第三次服刑的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成员朱虞夫家了解朱先生近况，据朱夫人姜杭莉介绍说，2012年12月初家属为朱虞夫申请的保外就医，上个月中旬家属收到了浙江省第四监狱刑罚执行科书面回复，驳回了保外就医申请。

姜杭莉说，上月中旬家属去狱中会见朱虞夫时，据朱虞夫说，狱方在月初为其做了体检，包括测血压、听心音并做了一下静态心电图，并不能全面准确地了解朱先生身体疾患的动态变化。为此，家属仍旧对朱虞夫先生的健康安全状况较为担忧，姜杭莉表示，一旦发现朱先生的身体有任何严重不适，而在狱中又没有得到有效治疗，将再次为朱虞夫申请保外就医。

笔者平时与吕根松、毛庆祥、王荣清、邹巍、祝正明、徐光等交流朱虞夫情况时得知，只要朱虞夫在狱中一天，浙江民主党组织及其成员就一天不放弃对朱虞夫先生在狱中处境的关注，就一天不放弃对政治迫害错案的纠正、要求赔偿努力。当然我们的这种守望相助的关注和努力，也同样一如既往地适用于所有为捍卫人权、推动中国实现民主法治而受陷害的政治犯、良心犯。

陈树庆

2013年2月2日，发稿于杭州

附件：

1、朱虞夫家属为朱虞夫先生提交的保外就医申请书首页（共2页）；

2、朱虞夫家属为朱虞夫先生提交的保外就医申请书末页

3、狱方替朱虞夫做出的体检报告复印件（印章模糊不清）

4、狱方驳回朱虞夫保外就医函。

文章来源：参与　更新时间：2/2/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