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海出生于浙江杭州的实业世家，祖父王再堂乃当时杭州最有名的云裳丝织厂老板，云裳丝织厂曾经和都锦生丝织厂齐名，王东海的父亲王志良是王再堂的三子。王东海的外公薛禹田16岁开始到杭州拱宸桥的英国运河海关做事（注：庚子赔款关税抵押），东海的母亲薛凤英，是薛禹田的独生女儿。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快打到杭州时，英国人就留下1000大洋给薛禹田“留守”，顾自己溜之大吉。日本人占领杭州后，找到薛禹田要他为日本人办事，但薛禹田对日本人没有好感，更何况此时日本已经成了明目张胆侵略自己家乡的敌国，替日本人办事已经突破了薛禹田的道德底线，他就暗中雇了两条乌篷船，一船装人、一船运货，乘夜携带家小匆匆逃难他乡，从此家道中落。
1946年11月3日王东海出生于运河边王家河头的一处房产，当时王家专门从萧山请来一个叫“许半仙”的瞎子给他算命，瞎子说“小孩命中缺水，秉性刚烈，多劫难”，王再堂顺口说“那就让他叫东海吧，福比南山，寿如东海，还怕没水不成”，就这样一改当时王家孙辈男孩以“顺”字起名的规矩。
大跃进期间，民生维艰，王东海先生14时就辍学离家自立，到杭州西郊的平山农场干活。在西郊农场，他结识了各式各样的人物，除了当地朴实的农户外，既有勤勤恳恳、爱护青年的共产党基层干部，也有欺男霸女的小官痞，有接受改造的“反动军官”，还有学识渊博的“右派分子”和“家境不佳”的知识青年。环境虽然艰苦，由此也让王东海有机会偷偷阅读了许多当时所谓的“禁书”，如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雨果的《93年》、《复活》、《保儿柯察金》、《烧炭党》、《茶花女》等等，书里其中有一个情节他记得最为深刻：“双方激战即将结束，保皇党一个将军本来得及撤退逃跑，但突然发现堡垒熊熊火焰升起，里面有两个小女孩哭叫声，他赶紧返回，用绳索放下两个女孩后，自己已经错失了脱身机会被革命党人俘获，当时大革命双方都相互血腥屠杀与镇压，但革命党人的那位将军却释放了保王党军官”，让他隐隐感觉出人性超越阶级斗争，他把当时现实生活中共产党大量南下干部喜欢娶地主资本家的小姐做老婆一对照，他曾对我（陈树庆）说：“那就是美也可以超越阶级斗争”。
1963年王东海从平山农场回到杭州，因人长得彪悍有力，一度成了浙江省业余体校的单人皮划艇运动员。18岁参加工作，在上海铁路局第四工程段当临时工，1964年底，参加工作不久的东海因参与一起紧急事故抢险而工伤，病退回家休养。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广大临时工出于争取同等“劳动者权益”之动机的造反席倦全国，称做“红色劳动者”，王东海也参加了上铁第四工程段的造反派。我曾问他：为什么上面发动“文革”后，你要站出来造反？你当时的真实意图如何？他说：“当初我和多数起来造反的工人一样，确实是怀着朴素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的，十分痛恨官僚主义，痛恨党内的特权分子，大家非常相信毛主席一定能够领导我们能彻底消灭官僚主义。当然，广大临时工造反派组织争取同工同酬权益的目标，同我的切身利益相关，再巧遇我病休在家，有的是时间，就理所当然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也倦进了本单位的运动”。由于王东海一贯的仗义执言，办事坚毅果敢，为人豪爽，在工人中很有人缘，得到大家支持，被推举为造反派领袖之一，负责担任工人纠察队头头，在67年文攻武卫开始后，担任四工段的工人武卫队队长，参与了军方（当时驻杭州的野战第20军）支持的杭州造反派（省联总）进攻萧山造反派（红暴）的武斗。
1968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深入，当时在上铁四工段也要为成立革命委员会而紧罗密鼓准备了，在造反派内王东海是负责主管当权派的。在“揭开党委的阶级斗争盖子”运动中，由于他认为并非所有的当权干部都是“官僚主义、资产阶级堕落分子”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拒绝参与迫害活动、并一度保护了包括常衞、曹立堂等南下或技术干部免于“被斗争”，最后自己被当做“坏头头”揪出“挨斗”，并被进一步被陷害成“反革命分子”
（注：新安江工地被批斗回到杭州监督劳动期间，一次王东海上厕所大便，随手扯了半张报纸，等他回来后继续劳动。一会儿，来了许多武卫队员，押着他到厕所，问他在那个位置如厕，东海指给他们看，他们就从坐坑下撩起了一张湿乎乎、沾满粪便的报纸，指着说“你是不是用这张报纸揩屁股的？”，东海说是，他们让东海把折着的报纸打开，上面有毛主席的像。他们一拥而上将东海抓了起来，立即开批斗会，从此，东海的除了“坏头头”的身份被审查批斗以外，正式加上了一个“现行反革命”的头衔。）
1972年林彪事件后，在杭州铁路分局和浙江省革委会里的某些造反派领导如俞金泉、谢志明等提出要纠正王东海的错案，但因涉及原单位既定利益格局而受阻，自1974年起王东海虽然仍旧参加铁路工程的繁重劳动，但也不再受到“批斗”。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开始上访申诉，不久被平反，拒绝回原单位组建和担任后勤服务公司经理，经朋友介绍长期担任了杭州文澜商场经理。
过去的经历让王东海常常陷入沉思，朦朦胧胧地开始体会到，中国只有走民主法治之路，人民的幸福与安宁才会有保障。1979年，风起云涌的“民主墙”活动，在杭州也轰轰烈烈地展开。王东海先生先和李锡安（杭州锁厂）、方醒华（杭钢轧钢二分厂）、吴杭等人编印《钱江潮》，在人民大会堂（杭州老市政府，解百西面）演讲写传单、发表杂志，谈自己的观点。例如，《浙江潮》的第一期第一篇文章李锡安写《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实际上就是对王东海多次的演讲内容的总结，王东海在79年还以石海的名义贴出了一首诗，要求给刘少奇平反。
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6月6日下午王东海带着方醒华、杨晓楼、陈立群和文澜商场的全体职工举着两幅大幅横幅标语，红布黑字（由王东海和方醒华书写）上面写着大字”死为鬼雄“，”不准杀学生，向我开枪“，每个人都胸前系着小白纸花手臂上戴着黑纱（由陈立群负责带领文澜商场职工临时制作）约二十多人带头，后面跟着一百多人，从火车站步行通过解放路、延安路到武林门广场。此时，当局已经三令五申的通知不准上街游行，前几天还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示威游行已经冷落了下来，王东海他们的游行就显得异常的引人注目和悲壮，后被中共浙江当局认为”顶风“而为的”非法游行“。
游行结束后，从各种渠道传来了危险的信号，不乏“好心人”劝他离开杭州，王东海就与陈光明、钟海涛坐汽车先到温州，然后到海南，住入黄河清家里。6月底7月初，王东海在黄家用其家里的电话给文澜商场的副经理沈平华问他商场情况，他说好的。第二天东海在看电视，突然间，门口、窗上，前后左右一下子扑进许多人，对面一人拿手枪对准他，问他什么名字，哪儿人？父亲、儿子、妻子的名字，王东海如实回答，有一人拿着传真看到东海左嘴角上有一黑痣，就说“是浙江省公安厅要抓你”。在海南省公安厅办理登记手续后，被杭州市公安一处（政保处）人员带到杭州。当年12月28日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989）杭法刑初字第73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王东海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用期自一九八九年七月三日至一九九一年七月二日止）。
上诉期一过，因没有上诉，就从老东岳杭州市看守所送到了临平的浙江省第四监狱服刑。在监狱，王东海积极参加狱内绝食、营救难友、悼念六四英灵等活动。在那里先后结识了一大批政治犯：方月松（杭大政治经济系）、王强（市郊公司售票员，放气躺在汽车前）、姚华（美院毕业到省工大美术老师：东风吹，战鼓擂，我们谁怕谁？不是人民怕共产党（美帝），而是共产党（美帝）怕人民）、电子工学院的在杭高校高自联主席杨泽民、美院的张卫平（打电话给美国之音）、崔建昌（将省政府大门前的国旗降半旗）、浙大的王星、浙江教育学院的毛国良、成立劳工党（马德良总书记，叫陈龙德去发展党员，资料都放在他家，还有一个退休工人）马德良和陈龙德、黄志道、叶坚定（杭大高自联学生领袖）、吴高兴、叶文相、赵万敏、傅权等人，以及从北京转送浙江关押的王有才。
出狱后，王东海积极将浙江的79民运和89民运力量联系起来，徐光、胡贤焕和我就是通过王有才认识王东海，进而认识陈龙德、傅国涌等人的。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在王东海、陈龙德、王有才等人的带头下，浙江民运一度是全国为数不多的最活跃部分，在各种公开信和呼吁书上领衔签名，王东海因而多次遭到抓捕关押，成为1990年代中期浙江民主运动中最著名的异议人士，1995年还获得方冠青基金会人权奖。具体事例有：1995年，那一年是“国际宽容年”，许良英老先生发起了一次《呼唤实现国内宽容》的政治签名活动。与此相配合，为了纪念“六四”六周年，刘晓波、王丹等人也组织国内民运界发表了《吸取血的教训，推动民主与法治进程》的公开信。在这次活动中，浙江方面表现得很突出，王东海、陈龙德等人都参与了签名。其中95年11月27日致全国人大常委会《无条件释放魏京生？推进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联署声明就由王东海先生牵头。在96年北京当局对王丹、刘念春等的“五月镇压”之后，在全国万马齐喑、明知发起异议活动肯定要坐牢的情况下，浙江民运的朋友不畏当局的高压恐怖统治，继续大力声援王丹、魏京生等人，坚守言论自由的最后底线，在中国的东南之角撑起了国内民运的半边天空，其中96年“六四”7周年期间《呼吁立即释放魏京生、王丹、刘念春及一切政治犯》联署声明由王东海先生起草。该声明提出无条件释放魏京生、陈子明、王丹、刘念春、张林、胡石根、徐永海等一切在押的政治犯和宗教犯，重新评价六四和八九民运，召开圆桌会议，广泛开展与社会各界的对话，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等五项建议。为此王东海先生被杭州市公安局判处劳动教养一年。由于王高龄母亲病重危急，本人身体患有高血压等多种疾病，在其家庭向公安局交了3000元人民币的保证金之后，王被允许“保外执行”，于29日上午回到家中。
1998年6月25日，王东海、王有才、林辉分别作为组党活动的79民运、89民运、和新生代知识分子的三结合代表，以筹委会的名义率先向浙江省民政厅公开申请注册成立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揭开了中国民主党公开组党的序幕。1999年、2000年的两年期间，王东海因妻子（程云惠）怀孕生女儿（王芷怡）家庭经济一度陷入困境不能公开继续参与民主党活动，只能在幕后从事支持工作（虽然我们浙江民主党内部能够理解包容，但由此也曾引起过海外一些朋友的误解），其中由我起草的好几个浙江民主党声明当时就是与王东海商定并直接由他家的传真机通过卢四清先生向海外转发的，还有，四川王森在杭州避难期间还在王东海家中住过几天。2000年底浙江民主党遭受第三波镇压（单称峰、聂敏之、范子良、戚惠民分别被劳教）后，浙江民主党活动再度陷入困境时，王东海先生与王荣清先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联系和解释消除海内外对于浙江民主党孤军奋战人员的误解、重新凝聚力量，为2004年由王荣清先生主持的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起草并向全国人大提交《中国政党法草案》战役打下了基础，浙江民主党活动再度渐入高潮后，王东海先生还在2005年底与王荣清、王富华一起首开浙江民主党每年定期向狱中政治受难朋友募捐的活动。在2005年、2006年两年期间，王东海在东太平巷的家中，多次成为各地朋友来杭的“接待站”和杭州民主党人的聚会点，在每次聚会中王东海先生总会引荐一些朋友加入中国民主党。
2006年9月我因参与民主党组党活动及网上撰文被政治迫害后，王东海先生不仅数度牵头并起草声明为我呼吁、看望慰问我孤苦的家人。2010年9月我出狱后，从民主党其他同志介绍的情况中，了解到浙江民主党聚集人气的吴山茶会，只要王东海人在杭州，他和毛庆祥、高海兵、皱巍、吴远明（任伟仁）等人，除非已经受到当地公安强制阻止，不管刮风下雨还是烈日严冬，他都会如期参与。今年初我主笔的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修正草案也是王东海先生第一个签名支持……。
唉，以笔者与王东海先生的交往与了解，凭他的经历和事迹，为他写上一本厚厚的传记也是不乏材料的。但由于我对于外表孔武有力、声音洪亮宗气足、目光炯炯有神、待人真诚热情、思维包容理性、办事认真执着的王东海先生一直很有信心，认为他的历史在继续创造还不到“总结回忆”的时候，不想“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匆忙间只能写上本篇挂一漏万的“生平简介”，要容日后有机会另行补充完善，相信王东海先生在天有灵，是能够原谅我的。
东海先生，你安心的走吧，女儿芷怡虽未成年，但她的成长和权益，是你的每一战友都惦记在心，随时会伸出必要援手的；东海先生，你安心的走吧，只要民主在中国尚未实现，我们就会努力奋进不止！
文章来源：参与 更新时间：4/29/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