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树庆：秦永敏先生的家门，防得了谁？

琐事缠身已经多日，今天就我关心的人和事上网一看，吃了一惊，怎么秦永敏先生星期三（2011-11-16）上午又被抄家、人也被带走？我打了一下他搬家后给我留下的手机号码13986183138，没人接；再打家中电话027-86691216，自动回音说“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看来至今未归，需要引起各界的关注。

秦永敏先生为了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八一年被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八年，九三年因为起草《和平宪章》被劳教两年，九八年又因为筹组中国民主党，被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入狱十二年。但他矢志不渝，愈挫愈勇，2010年11月29日从武汉汉阳监狱刑满释放后，继续关注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不仅在理论上有深入细致的研究与推广，更积极投入到广大弱势群体的维权报道，组织为贫病交加的民运同仁救助呼吁。

秦永敏先生的作为，为现行体制下专横腐败、社会不公提供了一个和平理性解决的小小窗口，为许多濒临绝路的冤屈民众找到了一线光芒和温暖。可以说，秦永敏先生那种勇敢和坚忍不拔的品质正是当今中国社会所最为稀缺和宝贵的，他那负责任、务实的行为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人民，都是有大功而无一害的。但遗憾的是，无论中国还是国际历史上，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不可能让任何人尤其权贵们毫发无损，总是建立在对不公正之特权进行革除或限制基础上，才能创造出新的社会活力与动力，这样一来，国家和人民的忠臣勇士，就恰恰就被阻碍历史进步之既得利益集团与帮凶爪牙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非要消灭不可的“敌人”。可以说，这样的“敌人”苦难越深重，就把当时社会的僵化、昏暗、残暴、野蛮衬托得越明显及越彻底，耶稣、岳飞、袁崇焕、彭德怀，张志新、林昭、刘晓波、高智晟等等，莫不如此。我也记不清秦永敏先生这次出来后已经几次被抄家了，几次被武汉公安与国保请去“失踪”了。中共特别爱树典型，看来衬托时代“悲壮”的重任现在落到了秦永敏先生身上，中共当局既然要树秦永敏这一“典型”，我的这支秃笔就不妨助他们一臂之力加以宣传。

为了存托“中国特色”的国之“和谐”，家之“安全”，先不妨比较一下外国的情形。在老牌的“万恶的资本主义”英国，根据《占住者权利法》，即使一个流浪汉，他那栖身的破屋“风可以进，雨可以进，可国王和他的士兵不能进！”还有一个故事，德皇菲特列大帝要在波茨坦宫后院修建一个御花园，正巧在御花园区内有一个又破又烂的磨坊，当然这个磨坊是要拆了。然而磨坊主人无论皇家给多少钱他都不答应拆，因为那是他的祖传。菲特列大帝听了汇报后便通知磨坊主人到了皇宫，菲特列大帝给他做了很多工作，磨坊主人还是不答应拆，菲特列大帝便说：“你不答应我就让强占。”磨坊主人也急了：“你强占我就告你。”菲特列大帝听过这样的话后，从御椅上走下来，握着磨坊主人的手说：“没想到德国的法律被德国人民这样的尊重和信任。”

在中国淳朴的年代和地方，人们仅仅做一篱笆“防君子、不防小人”甚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现在，纳税人花了不少钱高薪养活了许许多多警察，还要铁门、高墙、铁笼来保护自己的家，以防盗贼。很遗憾，在武汉的秦永敏家，那些负责治安的警察国保们以“执法”的名义，进出自如，想抄查什么、想搬走什么财物、想要抓走主人，恰恰做到了“小人”和“盗贼”都难以做到的事情。据报道，近一年来，秦永敏家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多次，2011年11月16日上午发生的是最近的一次，也是来的人最多的一次、将秦永敏家翻了个底朝天，掠走财产最多的一次，至今房屋的主人还杳无信息！

在法学领域，住所不仅是作为一个财产权利来加以理解和保护的，因为它还直接保护使用者的人身安全、个人隐私等等，所以住所还作为人身权的一部分来加以理解和保护的。唉！秦永敏先生是个有国际影响力的人，他的家虽然防了盗贼，但还是防不了本应保境安民、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那么许许多多默默无闻的百姓，他们的家又能防谁？也难怪在强拆面前“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了！

陈树庆
2011年11月19日完稿于中国杭州

文章来源：独立中文笔会

陈树庆：抓捕曹海波，针对言论自由“制造社会恐慌”？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10/29/2011

据报道，2011年10月21日中午12点振华会创始人、QQ网民曹海波在云南昆明的海阔鱼跃网吧被当地西山区的公安带走，手机被没收。当晚7点，曹海波被国保带回其住所抄家，扣押了他的笔记本、U盘、两张银行卡、三台电脑等物品。曹海波妻子张念周一（24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两日前，她曾到昆明市西山区公安局查询丈夫情况，国保人员向她转交了早在10月21日晚上8时就由昆明巿西山区公安分局签发的《刑事拘留通知书》，曹海波现被关押在看守所。

曹海波今年只有27岁，江苏人，在昆明开了一家小餐馆，卖午饭和晚饭，平时喜欢上网，他创办了振华网。曹海波妻子说：“我的丈夫从来没有犯法，白天忙着做生意，无非是晚上在网上提倡了一下民主，当局为这抓他说他颠覆政府，实在是莫名其妙。”

我查了振华网（网址：www.zhenxingzhonghua.com，或者http://url.cn/3fMdqM），看到《振华会简介》是这样写的：“振华会由创始人曹海波创建于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五日，成立之初只有一个QQ群也不满的人数，大家都抱着向往民主宪政的信念，致力于中华民族的民主事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在国父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创始人曹海波更加因地制宜的提出了新的三民主义解释，孙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固然很好，民族主义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固然是符合当时的背景的，但是拿到现在是明显不符合实际的，所以曹海波提出了新三民主义解释。首先是要做到民主主义，因为当前民众对民主宪政的呼声越来越高，而且还政于民实现民主宪政，也是进一步实现民生主义的前提需求。其次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缓步实现民众的生活富裕的民生主义。只有一个民选政府才可以真正为民众服务，所以民主主义必然是民生主义的前提。最后在上述条件都成熟了实现在世界范围的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寻求民族独立，自强的民族主义。”、“振华会的观点必然不完全正确，所以需要有识之士的鼎力扶持，与大力的提出有力的建议，以期让振华会得到一个更好的改善。”从中看不出里面有什么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内容。

我再查看其他网页，比如《振华会第十号决议》中“振华网作为振华会的一个官方网站，现在热忱的邀请各位投稿！投稿要求如下：①不得恶意攻击诽谤共产党和政府，但是可以说事实。②不得偷袭他人的作品，若有摘录需注明。③不得宣扬与振华会主体思想不相符合的文章。④不得散布恶意攻击其他民运组织的文章。振华会创始人：曹海波2011.9.16”，也看不出有什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内容。

看来曹海波被抓捕事件，再一次用事实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如果谁付诸言行把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当真格、把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当真格，那么，当权者可以凭牵强附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就要“杀一儆百”了。

也巧，我又看到了2011年10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提交的《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恐怖活动是指以制造社会恐慌、胁迫国家机关或者国际组织为目的，采取暴力、破坏、恐吓或者其他手段，造成或者意图造成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公共设施损坏、社会秩序混乱等严重社会危害的行为。煽动、资助或者以其他方式协助实施上述活动的，也属于恐怖活动。”。

姑且不谈1989年5月某些中共领导人指使军队围城北京是否属于“胁迫国家机关（军队也是国家机关）”和“造社会恐慌”，6月4日镇压造成大量和平示威的学生、市民“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是否让《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草案）》面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尴尬？由于作者本人也曾经因为追求宪法第二条主权在民的真实性及行使宪法第三十五条权利而遭受过专政暴力机器的政治迫害，不仅人身失去自由、包括电脑等财产以“没收”的名义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我们民主党同志聂敏之、张建红（力虹）等还因此先后“造成人员伤亡”，不少有民主自由愿望但因见到了文字狱频频发生的公民，只好敢怒不敢言、委曲求全，让“制造社会恐慌”的政治迫害行为起到了一时的作用。

现在又开始了“因言治罪”，抓了敢说会写的曹海波，同样想说欲写的我在同病相怜之时感到有点“好怕怕哦！”，如果这样“怕怕”的人多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行为是否就再次达到了《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制造社会恐慌”的效果呢？不知道《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草案）》正式出台后能否发挥让中国公民“免于恐怖”的价值，最可怕的就是“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进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民以吏为师”、“群起而效之”，则天下危矣！

几天前利比亚专制独裁者卡扎菲在“孩子们，别开枪！别开枪！”的惊恐、绝望哀求声中被民军战士从臭水沟里拖出、围殴并开枪击毙，消息传出，利比亚人民举国欢呼、庆贺。卡扎菲崇拜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暴力哲学，对利比亚人民实施恐怖、滥用暴力，恐怖他人最终变成了恐怖到自己头上。我猜想，卡扎菲大概到临死之时可能才明白什么叫“咎由自取”、“引火烧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些道理，悔之晚矣！哼，作恶太多了罪孽深重，实际上连后悔、忏悔的机会也没给他！

嘿，关注国内之事，怎么扯到了利比亚，离题了吗？天晓得！

陈树庆：聂敏之先生去世十周年祭

今天，是聂敏之先生去世十年的忌日，让我再度回顾一下老聂与我们民主党其他同志在那艰难岁月“共同战斗”的往事，也算是对他的一项祭奠。

在浙江民主党组党活动的最初半年时间，我因为家庭的经济负担重（因购房所欠债务尚未还清）而自己的生意又很好，没有积极参与，一般情况下都是王有才、吴义龙、毛庆祥等人叫我，我才去参加民主党的一些聚会，听听并偶尔也表达一下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许在其中见过聂敏之先生，但没有明确的记忆。

1999年6月，中共当局对中国民主党的第二波大镇压开始后，全国先后有五十多位民主党人受到羁押并判刑或劳教，浙江民主党的祝正明、吴义龙、毛庆祥、朱虞夫、徐光、王荣清等常务工作组成员被“强迫失踪”，《在野党》杂志面临停刊的危险，单称峰来我家请我一起编印杂志，并先后将迟建伟、聂敏之、李锡安、崔公展、厉巴耕、来金彪等人组织起来共同担当起面临瘫痪的浙江民主党工作，这样，我就认识了聂敏之先生。

当时我虽然已经还清了债务，但由于自己想利用生意红火的机会继续多赚一点钱，没有做好全身心投入组党活动的准备，只答应：为浙江民主党和《在野党》提供经济上力所能及的资助；利用我与浙江老民运王东海的关系以及与王有才夫人胡江霞的熟悉，替《在野党》杂志收集一些还保留在他们手上可供采用的资料；自己也撰写并投些稿件。

但由于《在野党》杂志稿件与编辑质量以及散发工作出现了一些不如人意的严重问题，单称峰、聂敏之及刚保释的王荣清先生强力要求下，经整改确定由单称峰和我负责编印、由聂敏之、王荣清负责最终审稿的情况下，推出了质量尚可的《在野党》第十期和第十一期。1998年8月16日中共当局在东海举行军演的台海危机时，由王荣清提议、我起草、聂敏之审核并通过卢四清先生向国际上发布了以“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名义发表的《和平、民主、统一中国》的声明，表明了“中国民主党反对用武力中国人打中国人，民主是保障和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政治大前提”之原则立场。

以“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名义发表声明，虽然老聂与老王都说“在全国性组党时期各省对浙江有过授权的约定，在特殊情况下浙江可以也应该担当起举旗的责任”。但我总觉得有所不妥，所以建议以后还是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名义更好，我说“坚持与高举浙江民主党的大旗，不会影响整个中国民主党的举旗问题，既是对其他省份中国民主党人和组织的一个鼓励，也能与当时北京尚在坚持的何德普之中国民主党京津能够很好的协同”。聂敏之、王荣清、单称峰也都同意了我的建议，此后我们再也没有打过“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的旗号。

当时的情况，除了编印《在野党》外，浙江民主党的主要外联及组织恢复工作由单称峰整天忙碌奔波，王荣清由于监视居住期不便于出头露面只好处于幕后总策划的地位、我既要忙于做自己的生意又要顾及浙江民主党的一些具体事务，王东海先生负责安抚与释除来自浙江及全国民运内部各种对浙江民主党及主要负责人员的误解，聂敏之先生就主动担当起了最危险的代表浙江民主党的负责人身份。胡晓玲、迟建伟、杨建民、尉国平、叶建、王杭立、楼裕根、余铁龙余元洪父子、胡江霞、来金彪等人也或多或少地担当了浙江民主党活动的许多工作，王希哲、庄彦、杨建利、《大参考》的李洪宽、《民主论坛》的洪哲胜、赵昕、薛振标、戚惠民等先生对我们都有过不少支持。当然卢四清先生对我们浙江民运和浙江民主党的帮助最大，当时几乎所有的浙江民主党文件和信息都是通过向卢四清先生发送传呼或传真在国际社会公开发布，为我们提供了舆论及道义的有力支援。现在互联网发达信息渠道多样化了，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往事尤其是卢四清先生的“中国民运信息中心”对中国民主运动在艰难时期不可或缺的功绩、以及对我们浙江民主党人的倾力关注。对卢四清先生表达我们的感恩心意，是老聂在世时一再关照其他浙江民主党人，要求我们“将来”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

很遗憾，由于当时民主党在一再遭受打压的情况下，浙江又是重灾区，警方很快就猜出了我在其中的作用，1999年9月24日对我家来了个彻底抄查并以“监视居住”的名义将我“寄放”在杭州市遣送站底层的一个小禁闭室四个多月，直到对吴义龙、毛庆祥、朱虞夫、徐光判决后，我作出了妥协——答应出去后不再编印《在野党》杂志并答应不到全国各地去搞组党串联的条件下，才将已经长期营养不良而全身浮肿的我释放回家。

2000年1月初，即在阴历过年前两天我被释放出来后，老聂很快就联系上我并专程到我家来看望我，带来了《中国民主党迎接新世纪宣言（2000年1月1日）》以及老聂代表浙江筹委会与代表北京党部的何德普共同签署的《关于海外某些人擅自用“民主党海外总部”等名义的声明（2000年1月6日）》。他还向我详细介绍了在我关押期间同志们坚持民主党的活动没有停止，如单称峰、聂敏之、胡晓玲、王荣清等人不仅在为遭受判刑迫害的民主党人呼吁，也为“强迫失踪”的我呼吁和到处打探寻找，以及对家属的安慰照顾。不仅于此，王荣清、聂敏之先生还冒着巨大的风险时不时地在西湖边的一公园及刚建成不久的吴山广场向群众散发《在野党》杂志及我的那篇《大旗在飘扬》文章。为此，在1999年10月1日“国庆”五十周年耀武扬威大阅兵时，老聂还一度受到中共浙江当局的拘捕关押——以“扰乱社会秩序”的名义行政拘留一个月。

2000年3月18日，聂敏之先生与何德普先生就中国人5，000年历史上第二次成功地直接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和第一次通过民主的方式实现政党轮替和权力移交，发表了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浙江筹委会《祝贺陈水扁先生当选中华民国总统》的共同声明。2000年5月初美国国会两院表决中国最惠国待遇（PNTR）前的关键时刻，经过聂敏之、王荣清及我的商量定稿，由老聂在《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声明》上承担主要责任，为中国的更加开放与融入公平竞争、民主法治、尊重人权的世界主流社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据聂敏之先生所说，美国驻华上海领事馆官员曾专门打电话告诉聂敏之，美国政府在当年五月国会PNTR大辩论之时，印发过聂敏之先生以浙江民主党人的名义，对国际媒体发表的赞成对华PNTR的声明。

2000年9月25日上午9点，浙江警方将聂敏之先生从家中带走，警方抄家时，还拿走了传真机、手稿等物品。下午警方口头通知家属，聂敏之已被送置“金华十里坪劳教场”劳教一年，理由是：聂继续从事民主党活动。判处对中国改革开放有大功劳的中民主党人聂敏之先生劳教事件，发生在美国PNTR案刚刚获得通过之时，再一次显示了中共当局为一己特权私利，排斥打压异己的肆无忌惮。

因劳教所怕担责任，拒收经体检说明年老体衰的老聂，浙江政法当局只好将他关在杭州庆春医院实行莫名其妙的强化治疗一个月后释放回家，从此，老聂的身体健康明显每况愈下。先是腰间盘突出，腰间的骨刺使他疼痛难忍连走动都很艰难，曾经去过浙江省红会医院治疗，虽然庄彦等海外朋友和我们浙江许多民主党人都尽一己之力给予过资助，中国民主党北京党部的何德普于2001年4月20日还专门为老聂发过救助呼吁。终因医药费昂贵，而靠老聂的妻子（60多岁）微薄的退休金及打工收入难以长期为继只好中断住院治疗，改为费用较为便宜的中医理疗。近半年时间，胡晓玲、李锡安、迟建伟、杨建民、尉国平和我都曾多次陪伴搀扶他去做过扎针灸、内服外敷中药等治疗。后病情严重恶化只能瘫痪在床、疼痛无比，2001年7月上旬，送杭州市中医经诊断，发现老聂患有严重骨骼疏松并有骨癌（第三根、第四根、第五根腰椎骨）且已到了晚期的扩散转移。聂夫人金顺珠变卖她自己的房产为老聂治病也无力回天，2001年10月7日下午4点10分，享年71岁的老聂怀着对中国民主事业“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离开了最后几年峥嵘艰险岁月不离不弃陪伴他的夫人金顺珠女士，离开了他引以为骄傲的中国民主党和肝胆相照的同志们。

在聂敏之先生的病重治疗及丧事中，几乎全体杭州的民主党人都极尽全力在帮助家属操办，在聂夫人金顺珠继承老聂居住的房产诉讼中浙江民主党人也提供了充分的法律援助，在老聂去世后的每年清明节前后迟建伟、王富华、吴远明（任伟仁）、萧利彬及其他民主党人都会结伴去扫墓祭奠从未间断。

我相信，不仅中国民主党尤其是我们浙江民主党人永远不会忘记聂敏之先生对中国民主党在艰难时期的作用，中国的民主事业也将一直记住聂敏之先生追求民主捍卫人权的奋斗牺牲精神，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始终不能抹杀来自民间的、在野党（反对党）成员聂敏之先生在关键时刻抛开党派成见以国家整体利益为重的功绩。

聂敏之先生，请放心地长眠安息吧，直到中国实现民主与法治、直到全体中国人享有与世界文明国家的公民同等的自由、尊严和保障，我们会奋斗不止，一如既往！

2011年10月7日完稿于中国杭州

文章来源：独立中文笔会

陈树庆：记吕耿松先生二、三事

（参与2011年8月20日讯）吕耿松，1956年1月7日出生，1983年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原是浙江省公安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1992年上半年，吕耿松先生写了《论反对共产党独裁统治》的小册子（约7万字），并油印了十几份，在要好的朋友中传阅，试图建立反对派组织，后被查获，当年11月下旬至春节前，被学校政治部隔离审查近两个月，此后，他失去了公职，靠在教工路翠苑夜市摆地摊谋取生计。

1998年，吕根松先生就参加了林牧、丁子霖、江棋生等发起的“公民运动”，2000年吕耿松先生还在香港出版过一本《中共贪官污吏》的书。

在2002年左右经王东海先生介绍，我曾给吕耿松先生送去过浙江民主党的《在野党》杂志及一些文章，向他介绍了当时有关民主党的一些情况。吕耿松先生热忱相待，并告诉我他早就是有才、东海介绍的民主党人，如果民主党需要，他随时准备出来为民主党做事。由于当时的形势处于极其艰难的低谷，面对中共当局对中国民主党一波又一波的严厉打压，考虑到老吕又是家中的顶梁柱，如果有什么丧失，民主党对他和家庭都负不起应有的责任，不到万不得已的关键时刻，我决定尽量不要去动他。

2004年由王荣清先生负责发起了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起草的《中国政党法草案》攻势为契机，浙江民主党的活动走出谷底。顶着中共当局一如既往的打压和限制，浙江民主党人“扩大影响、壮大组织”的大小攻势一阵又一阵紧随其后。虽然广大党员积极踊跃，但也遇到了自身因素的瓶颈限制，“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浙江民主党里高端人才匮乏的问题日趋明朗。

2005年5月，以“教工路拓宽和交通疏通”为理由，杭州市西湖区翠苑街道单方面撤销与摊主间的摊位使用协议，决定停办翠苑夜市，包括吕耿松在内的250多户摊主一下子就失去生活来源。吕耿松先生一方面带领广大摊主积极维权讨要公道，尽可能减少或弥补突然停业给广大摊主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开始向海外媒体投稿，试着赚取稿费。老吕在维权和写作上的初露锋芒，引起了广大民主党人的关注，王荣清（智深沉勇，擅于攻伐，是浙江民主党的“利器”）、王东海（德高望重，擅于稳定军心，乃浙江民主运动的“定海神针”）作为浙江民主党的老前辈，一再指示我说“吕耿松已经出山，他德才兼备，应该请他在民主党这个舞台上一展身手了”，我也答应了他们。

机会终于来了，从2004年起，王富华、迟建伟等人因以退休工人家属的名义，积极参加杭州市产业退休工人争取“公平劳保”的维权活动。中国民主党人的参与，使退休工人的维权活动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士气大增，这也让杭州市乃至浙江省地方当局十分顾忌与恐慌，只是一时找不到对付的正当口实，但又不甘心。2005年6月1日终于拿王富华下手了，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将王富华治安拘留一周，先吓着试试看能否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由于联系故障，直到王富华出来后我们才知道，所以此事没有及时向社会上公开报道。经过了解案情，大家商议决定由我协助王富华启动法律程序，王富华先向杭州市公安局提出不服治安处罚的行政复议，被驳回后，向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展开了当时在杭州市民当中影响较大的“将公安告上法庭”事件。我们本想通过个案的司法维权程序来和平、理性地推动中国的民主法治进步，但法院接连3次将王富华的诉讼代理人无理驱逐出法庭，暴露了中共当局操纵司法、亵渎法律程序的行为，包括法官在内很多法律人追求司法独立、司法公正之努力在强权专政下所面临的尴尬与无奈。

2005年9月26日，我第二次被法庭无理取消在本案作为王富华的公民代理人资格后，鉴于吕耿松先生从事过近十年的警务教育培训工作以及参加过国家司法考试，有扎实的法律功底，就向王富华推荐了吕耿松先生。次日傍晚，我和王富华、迟建伟一起拿着诉讼材料到了老吕家，吕耿松先生爽快地答应代理此案。经过几天认真审核分析王富华的案卷材料，老吕从下述几个方面为本案准备了充分辨法析理的代理词：《公（拱）行决字[2005]284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认定的两个事实，第一个已过追诉期，不应再处罚；第二个事实不存在，有充足的相反证据证明系本案行政诉讼被告（公安）瞎造，不能作为处罚的根据。此外，本案的取证和裁决程序多有不妥之处甚至违法（没有现场或及时取证，而是过后很长时间到作出处罚决定的那天才做调查询问笔录，甚至还有先裁决后补充的取证）。如果真的让吕耿松先生在法庭上展开辩论，我们都相信会让被告（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分局）在法庭上无法作出自圆其说的辩解而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当然也会由此改进和提高他们今后的执法能力）。

考虑到我两次被法院拒绝充当王富华公民代理人的经历，担心如果开庭前就向法院提交吕耿松作为公民代理人的委托书后，还未等到开庭，法院就会取消老吕的代理资格，我们就会失去主动。前车之鉴，所以我建议在开庭前临时提交委托书，得到王富华和吕耿松先生的采纳，并在当时知情的王、吕、陈、池四人之间立下开庭前保密的约定。

2005年11月17日下午2时30分“王富华诉拱墅公安”一案经延期后第三次开庭，当时吕耿松和我、王富华、池建伟等一起提前5分钟到达拱墅区法院时，发现整个法院内外如临大敌一般，平时经常与我们打交道的杭州市国保支队及各城区国保大队主要成员几乎全部到场，光表面的警察就有六七十人以上，有二三十个占据了本次开庭的“刑一庭（厅大，旁听席位也多）”前两排的旁听席，其余三五成群，有的在法庭内外维护秩序、有的在周围溜达张望、有的聚在一些便于观察的角落和道口临场指挥或待命。杭州著名维权人士中国民主党人席传喜、吴远明（任伟仁）和萧利彬也早就等在那里。法庭外面已经站满了一百多位前来声援的退休工人和其他旁听者，有不少退休工人因为没有领到旁听证被挡在法庭外面，正在责骂法院刁难他们。

吕耿松、王富华、迟建伟和我四人准备进入法庭，在“刑一庭”半开的门口，左右两边的法警要检查我们的证件，我一手举着自己的身份证及早就领好的旁听证，一手指着吕耿松大声说“他是原告的诉讼代理人”，王富华也冲着法警说“我是原告，我的代理人进法庭难道也要旁听证？”。趁法警还没有反应过来，王富华与吕耿松就往里挤，我和迟建伟就从后面用力把他俩顺势推，我们就一起拥进了门。看着王富华与吕耿松分别走到原告和代理人席位就坐，我就赶紧找到前排靠中间过道的一个空位，以便万一发生意外好就近接应。旁边坐着的几个便衣和制服立刻对我说“这位子不准坐”，我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明知故问地沉声道“怎么？你们是什么人！”，我管自己坐下，不予理睬其蛮狠要求，心想“旁听席不给旁听人坐，真是岂有此理，我倒要见识见识你们会怎样无理取闹”，结果他们也没有动作。

看到吕耿松在整理诉讼材料的时侯，书记员过去问他“你是什么人？”，老吕说“是王富华的委托代理人”，并从口袋里掏出身分证和委托书，没想到审判长用手指着老吕突然大喊道：“法警，把他带出去”，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叫吕耿松出去。老吕说“我是代理人，为什么叫我出去？”，法警说“审判长叫你出去你就得出去”。旁边的王富华激动了起来，要上前推开正在拉扯吕耿松的法警，审判长又喊：“再来几个法警，把他拉出去！”于是又过来几个法警。三个法警对付老吕，要把他从代理人席上粗野地拉下来，另有几个法警阻挡王富华，王富华一边大声叫嚷“不让陈树庆来，我已经两次让着你们了，只好重新请代理人，你们又要把他赶走，我抗议！法院黑暗！审判不公！”，边喊边挥动胳膊，要摆脱阻挡他的法警。法庭秩序开始有点骚动，旁听席上的几乎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我怕老吕和富华吃亏，就挥手大声招呼他俩的名字，要他俩一起出来，在法警的簇拥“护驾”下，我也跟着出了法庭。

见王富华和吕耿松出来，外面因进不了法庭而闹哄哄的退休工人就忙着围上去问怎么回事情。王富华满脸铁青、手舞足蹈、大声抗议并诉说刚才法庭发生的情况。退休工人们听后，就愈发群情激奋了，骂共产党黑暗、骂法院不公、骂法官专横，各种骂声骂法都有。过了一会儿，一法警从法庭跑出来叫王富华再进去，王富华说“你们共产党不是人，共产党的法院不是法院！为什么再三赶走我的代理人”审判长也跟了出来叫王富华进法庭，吕耿松就上去与她论理，质问她为何不许自己担任代理人，王富华走近说“代理人一起进去，我去，否则我不会去的”，审判长说“我们来叫你过了，你不去，我们也可以在你缺席的情况下作出裁判”，王富华用手指着审判长并不停挥动着说“你们一再取消我的代理人，我不会相信你们的！”。我担心情绪激动的王富华一旦失手戳到法官，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不利后果，就走上前去隔在他们中间回头对审判长说“法庭的程序不公正、导致双方诉讼能力悬殊，会有公正审判的结果吗？”，旁边许多退休工人对着审判长和法警骂“贪官污吏”、“腐败分子”。审判长也看出在不允许吕耿松一起进去的情况下王富华是坚决不会再进法庭的，就只好管自己回到法庭。这时法院院长也来到现场安抚大家，叫王富华进法庭，王富华此时可能已经激愤过度而讲不出话来，非常吃力地说出“代理人不……进去，我也不……进去！”，群众又围着院长骂开了“黑社会”、“流氓法院”，院长见于事无补，也只好管自己走了。

法庭内外乱哄哄的，一直到下午3时40分，一直坚守在法庭里观察情况的池建伟出来告诉王富华，说审判长已经在法庭上宣布：由于原告擅自离开法庭，合议庭裁定，本案按撤诉处理。已经蹲在地上休息与安静了一会儿的王富华站了起来，用沙哑的声音大声对退休工人说：“这就是他们想要的结果！”，退休工人又大骂：“法院不要脸！”“公安不要脸！”有个人对着法庭大声喊道“我宣布，王富华胜诉，拱墅公安分局败诉！”吕耿松先生说：“对，我们虽然是不败而败，但实际上是不胜而胜！”。

几天后，王富华收到了拱墅区法院“本案按撤诉处理”的《（2005）拱行初字第1号行政裁定书》。很遗憾，中共地方当局为了维护其“一贯正确”的权威和“输不起”的面子，再一次错过了将社会矛盾纳入公正司法程序予以解决的法治轨道，王富华虽然输了官司，却赢得了民心，应了吕耿松先生事先“这个官司，我们是不败而败，会不胜而胜”的判断。

这是我们第一次请吕耿松先生，就让他经历这样险恶难堪的场面，心里一直过意不去，但老吕从来没有为此责怪于我。他这种临危受命、敢于担当的作风，从此在我心中扎下了根。

民主运动，在宏观上要推动国家实现民主法治，更重要的是在微观上要落实一项项具体的公民权利之保障，因为后者不仅是前者的最终目的，更是实现前者无穷动力的源泉和基础。中国民主党自创党之初，不仅重视民主法治理论的研究和宣扬，重视严防人性之恶、发挥人性之善的内部组织制度之探索，也从来没有忽视过对民众权利的维护（规模和影响力比较大的如：东北的姚福兴、萧云良；川渝的胡明君、王森等）。在浙江民主党创党早期，虽然组党活动和民众维权从来没有脱过节，但离我们的目标和群众的要求还是相去甚远，直到吕耿松参与和主持浙江民主党事务后，才得以取得重大的改观。作为一个中国民主党人，由于吕耿松先生“特别真诚，毫无遮拦的人，和他交往，不会有任何心理顾忌，他也不会给你任何压力（温克坚先生的评价）”的亲和力，广泛地参与弱势群体的各种维权活动，并赢得广大维权群众的普遍尊重与爱戴，还由于以他为主导及其他民主党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将浙江民主党的茶话会定期化、群众化，效地将浙江的民主运动和维权活动结合在一起，不仅克服了浙江维权活动一盘散沙的面貌，也真正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中国民主党浙江部分或多或少脱离群众切身权益的窘境，打开了浙江民主党在现实社会更大的活动空间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也为浙江民主党引进了不少忠诚热心、精明强干的成员。

当然吕耿松先生为群众维权、中国民主党发展之巨大贡献，也付出了自己遭受政治迫害的代价。吕耿松先生为弱势群体的维权活动，尤其是为那些被强迫拆迁而哭诉无门的群体、为那些上访却一再遭受打压的群体仗义执言，部分阻碍了地方当局的重点工程或者形象工程，直接得罪了地方强势，恨不得让吕耿松这个他们眼里的“麻烦制造者”早点消声；吕耿松先生的笔头好、文风犀利，“军队国家”、“警察中立化”、为战友守望相助、为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辩护（见《吕耿松：从池建伟案件看“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的本质》，博讯，2006年11月29日）及其它针砭时弊的大量文章，犹如一篇篇对专制特权的讨伐檄文，又惹恼了中共高层的反动势力。所以吕耿松先生始终是在无形而巨大的恐怖压力下为维护民众权益、为发展中国民主党、为追求真相和真理奋力拼搏的。

记得我出狱不久的2010年底，有一次和邹巍、徐江娇等一起去西郊监狱探望老吕时，听吕夫人汪雪娥谈起自己在吕耿松入狱前的感觉“每天下班回家，总是担心一开门见不到老吕，想着会不会已经被它们抓走了”。听了她的话，我当时曾突发奇想，如果将来有机会，老吕和汪大姐去听一听琵琶曲《十面埋伏》里人喊马嘶、金戈铿锵之声，那震撼心魄的节奏里所渲染的紧张气氛，估计他们一家的心情与两千两百年前垓下项羽、虞姬的感受是差不多的。可见当时浙江民主党活动与民众维权活动表面上轰轰烈烈、热热闹闹，但老吕自己和家人还是整天提心吊胆、已经觉察到所面临之巨大危险的。

2007年8月24日，厄运终于降临，吕耿松先生被杭州市公安抄家，并以“涉嫌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被刑事拘留，于同年9月29日以“涉嫌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逮捕。2008年1月10日，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杭检刑诉【2007】486号《起诉书》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虽然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莫少平、丁锡奎两位大律师为吕耿松先生作出了非常精彩服人的无罪辩护，但政治案件在中国大陆几十年来以权（力）压法、颠倒是非的惯例，一如既往地迫使法院于2008年2月5日作出（2008）杭刑初字第29号刑事判决：被告人吕耿松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07年8月24日起至2011年8月23日止）。

再过三天，也就是下星期二，吕耿松先生就要从杭州市西郊监刑满狱释放回家了，也许正是由于吕耿松先生为了和平、理性地推动中国民主进程所展现出“力，可攻守；德，能抚众”的巨大能量和作用，不知当地警方出于何种动机，居然月初在吕耿松先生家对面建起警务室，便于全天24小时的监控，看来吕家门口即将成为国内外人权力量和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已经在所难免。

出于私情，我应该感恩吕耿松先生不顾他自己面临的巨大风险和压力，对落难的我曾经一再倾力救助；出于公义，我庆幸浙江民主党人有太多像有吕耿松这样勇敢坚毅的战友，相互间忠诚友爱，为事业前赴后继、积极进取，让我们对于自己的团队充满信任、对中国民主自由的前景充满信心。我早就应该腾出时间来为他编写一本纪事之书，但因为我太了解他了，所以又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为时还早，一切刚开始，留待将来更有写头，甚至我自己的笔锋愚钝，还不配写他，所以先用此篇短文算作“抛砖引玉”，到此收笔，还是去考虑几天后争取和朋友们能够替他接风更为重要。

吕耿松先生的家庭地址：杭州市西湖区九莲新村31幢110号108室。

家中电话：0571-88057334

陈树庆

2011年8月20日完稿于中国杭州

陈树庆：再过十天吕耿松先生出狱了

（参与2011年8月13日讯）根据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杭刑初字第29号《刑事判决书》的判决，到2011年8月23日，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的优秀成员吕耿松先生即将结束四年政治迫害的炼狱，重新回到了拥有娇妻爱女的温馨之家，回到广大关切他的维权群众中，回到我们中国民主党的队伍里来。

王荣清、吴义龙、王东海、徐光等民主党的同志，都说：树庆你对吕耿松比较熟，应该为他写一篇欢迎归队的文章。刚好我也正有此意，但真提起笔来，却又很犯难，因为我所了解的吕耿松先生之优点和事迹太多了，写本书还差不多，要写篇文章实在是让我主题难定。

中国共产党人里让我最钦佩的是彭德怀将军，他所拥有的临危受命、横刀立马（勇敢坚毅）、爱国爱民、刚正不阿，乃是我永恒的偶像。这些品德，我在吕耿松先生身上也都看到了，所以我最初准备的题目是《共产党里有彭德怀，我们民主党有吕耿松》。

吕耿松先生性格开朗豁达、待人真诚，对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主党和民运同仁都能热忱接待、患难相助，尤其是各方维权群众遇到困顿需要他提供法律咨询和道义支持时，总能爽快地答应并提供有效帮助，广大维权群众都亲切地叫他吕老师。在吕耿松先生参与和主持浙江民主党事务期间，无论浙江民主党的成员还是群众基础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气达到了1998年组党后的再一个高潮，所以我还考虑了《众望所归的民主党人吕耿松》之题目。

中国古语说“人生遇一知己者足矣”，我庆幸中国民主党里有那么多象吕耿松先生一样信得过、靠得住又才华横溢的同志，这让我记起了《列子·汤问》里有关古琴曲《高山流水》及“知音”的典故：春秋时代，有个叫俞伯牙的人，精通音律，琴艺高超，有一天他在汉江边鼓琴，当伯牙心里想着巍巍的高山，明净耸拔、郁郁葱葱，弹出的琴声清冽，若滴水落溪、回荡幽谷，遇一樵夫惊叹“善哉，峨峨兮若泰山”；伯牙心理想着涓涓的山溪之水汇成大河，浪花拍岸、波涛汹涌，琴声开始激荡澎湃、其势浩浩一发不可收拾，樵夫又叹“善哉，洋洋兮若江河”。此樵夫名叫钟子期，两人由此就成了至交，钟子期死后，俞伯牙认为世上已无知音，终身不再鼓琴。所以我又试着用这样的题目《其信其义，稳若泰山；其才其文，浩如江河——记民主党人吕耿松》。

可是，所有上述标题，都只能展现吕耿松先生的一个局部而不足以概全貌。

让我想起了拍风景照时，因为拿着的照相机镜头角度太小，又没有带上匹配的广角镜，器械不良加上自己技艺不精，只能带着遗憾无法将尽收眼底的美景拍下来；还让我想起了苏轼的一首古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现在的处境，后面两句应改为“只缘身在此山中”加上“秃笔小纸，难绘吕耿松的山岳之大”才对。

再过十天，吕耿松先生就从杭州市西郊监狱刑满出狱了，我仍思路凌乱没有头绪，“江郎才尽”想不出满意的好题目，所以文章还很难展开，有负于同志们的托付，本文就权当一个通知先出手，向大家告诉或提醒一下“吕耿松先生快出来了”这个消息，请予关注。

吕耿松先生的家庭地址：杭州市西湖区九莲新村31幢110号108室。

家中电话：0571-88057334

陈树庆

2011年8月13日，完稿于中国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