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20日星期六

陈树庆:记吕耿松先生二、三事

(参与2011年8月20日讯)吕耿松,1956年1月7日出生,1983年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原是浙江省公安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1992年上半年,吕耿松先生写了《论反对共产党独裁统治》的小册子(约7万字),并油印了十几份,在要好的朋友中传阅,试图建立反对派组织,后被查获,当年11月下旬至春节前,被学校政治部隔离审查近两个月,此后,他失去了公职,靠在教工路翠苑夜市摆地摊谋取生计。

1998年,吕根松先生就参加了林牧、丁子霖、江棋生等发起的“公民运动”,2000年吕耿松先生还在香港出版过一本《中共贪官污吏》的书。

在2002年左右经王东海先生介绍,我曾给吕耿松先生送去过浙江民主党的《在野党》杂志及一些文章,向他介绍了当时有关民主党的一些情况。吕耿松先生热忱相待,并告诉我他早就是有才、东海介绍的民主党人,如果民主党需要,他随时准备出来为民主党做事。由于当时的形势处于极其艰难的低谷,面对中共当局对中国民主党一波又一波的严厉打压,考虑到老吕又是家中的顶梁柱,如果有什么丧失,民主党对他和家庭都负不起应有的责任,不到万不得已的关键时刻,我决定尽量不要去动他。

2004年由王荣清先生负责发起了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起草的《中国政党法草案》攻势为契机,浙江民主党的活动走出谷底。顶着中共当局一如既往的打压和限制,浙江民主党人“扩大影响、壮大组织”的大小攻势一阵又一阵紧随其后。虽然广大党员积极踊跃,但也遇到了自身因素的瓶颈限制,“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浙江民主党里高端人才匮乏的问题日趋明朗。

2005年5月,以“教工路拓宽和交通疏通”为理由,杭州市西湖区翠苑街道单方面撤销与摊主间的摊位使用协议,决定停办翠苑夜市,包括吕耿松在内的250多户摊主一下子就失去生活来源。吕耿松先生一方面带领广大摊主积极维权讨要公道,尽可能减少或弥补突然停业给广大摊主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开始向海外媒体投稿,试着赚取稿费。老吕在维权和写作上的初露锋芒,引起了广大民主党人的关注,王荣清(智深沉勇,擅于攻伐,是浙江民主党的“利器”)、王东海(德高望重,擅于稳定军心,乃浙江民主运动的“定海神针”)作为浙江民主党的老前辈,一再指示我说“吕耿松已经出山,他德才兼备,应该请他在民主党这个舞台上一展身手了”,我也答应了他们。

机会终于来了,从2004年起,王富华、迟建伟等人因以退休工人家属的名义,积极参加杭州市产业退休工人争取“公平劳保”的维权活动。中国民主党人的参与,使退休工人的维权活动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士气大增,这也让杭州市乃至浙江省地方当局十分顾忌与恐慌,只是一时找不到对付的正当口实,但又不甘心。2005年6月1日终于拿王富华下手了,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将王富华治安拘留一周,先吓着试试看能否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由于联系故障,直到王富华出来后我们才知道,所以此事没有及时向社会上公开报道。经过了解案情,大家商议决定由我协助王富华启动法律程序,王富华先向杭州市公安局提出不服治安处罚的行政复议,被驳回后,向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展开了当时在杭州市民当中影响较大的“将公安告上法庭”事件。我们本想通过个案的司法维权程序来和平、理性地推动中国的民主法治进步,但法院接连3次将王富华的诉讼代理人无理驱逐出法庭,暴露了中共当局操纵司法、亵渎法律程序的行为,包括法官在内很多法律人追求司法独立、司法公正之努力在强权专政下所面临的尴尬与无奈。

2005年9月26日,我第二次被法庭无理取消在本案作为王富华的公民代理人资格后,鉴于吕耿松先生从事过近十年的警务教育培训工作以及参加过国家司法考试,有扎实的法律功底,就向王富华推荐了吕耿松先生。次日傍晚,我和王富华、迟建伟一起拿着诉讼材料到了老吕家,吕耿松先生爽快地答应代理此案。经过几天认真审核分析王富华的案卷材料,老吕从下述几个方面为本案准备了充分辨法析理的代理词:《公(拱)行决字[2005]284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认定的两个事实,第一个已过追诉期,不应再处罚;第二个事实不存在,有充足的相反证据证明系本案行政诉讼被告(公安)瞎造,不能作为处罚的根据。此外,本案的取证和裁决程序多有不妥之处甚至违法(没有现场或及时取证,而是过后很长时间到作出处罚决定的那天才做调查询问笔录,甚至还有先裁决后补充的取证)。如果真的让吕耿松先生在法庭上展开辩论,我们都相信会让被告(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分局)在法庭上无法作出自圆其说的辩解而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当然也会由此改进和提高他们今后的执法能力)。

考虑到我两次被法院拒绝充当王富华公民代理人的经历,担心如果开庭前就向法院提交吕耿松作为公民代理人的委托书后,还未等到开庭,法院就会取消老吕的代理资格,我们就会失去主动。前车之鉴,所以我建议在开庭前临时提交委托书,得到王富华和吕耿松先生的采纳,并在当时知情的王、吕、陈、池四人之间立下开庭前保密的约定。

2005年11月17日下午2时30分“王富华诉拱墅公安”一案经延期后第三次开庭,当时吕耿松和我、王富华、池建伟等一起提前5分钟到达拱墅区法院时,发现整个法院内外如临大敌一般,平时经常与我们打交道的杭州市国保支队及各城区国保大队主要成员几乎全部到场,光表面的警察就有六七十人以上,有二三十个占据了本次开庭的“刑一庭(厅大,旁听席位也多)”前两排的旁听席,其余三五成群,有的在法庭内外维护秩序、有的在周围溜达张望、有的聚在一些便于观察的角落和道口临场指挥或待命。杭州著名维权人士中国民主党人席传喜、吴远明(任伟仁)和萧利彬也早就等在那里。法庭外面已经站满了一百多位前来声援的退休工人和其他旁听者,有不少退休工人因为没有领到旁听证被挡在法庭外面,正在责骂法院刁难他们。

吕耿松、王富华、迟建伟和我四人准备进入法庭,在“刑一庭”半开的门口,左右两边的法警要检查我们的证件,我一手举着自己的身份证及早就领好的旁听证,一手指着吕耿松大声说“他是原告的诉讼代理人”,王富华也冲着法警说“我是原告,我的代理人进法庭难道也要旁听证?”。趁法警还没有反应过来,王富华与吕耿松就往里挤,我和迟建伟就从后面用力把他俩顺势推,我们就一起拥进了门。看着王富华与吕耿松分别走到原告和代理人席位就坐,我就赶紧找到前排靠中间过道的一个空位,以便万一发生意外好就近接应。旁边坐着的几个便衣和制服立刻对我说“这位子不准坐”,我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明知故问地沉声道“怎么?你们是什么人!”,我管自己坐下,不予理睬其蛮狠要求,心想“旁听席不给旁听人坐,真是岂有此理,我倒要见识见识你们会怎样无理取闹”,结果他们也没有动作。

看到吕耿松在整理诉讼材料的时侯,书记员过去问他“你是什么人?”,老吕说“是王富华的委托代理人”,并从口袋里掏出身分证和委托书,没想到审判长用手指着老吕突然大喊道:“法警,把他带出去”,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叫吕耿松出去。老吕说“我是代理人,为什么叫我出去?”,法警说“审判长叫你出去你就得出去”。旁边的王富华激动了起来,要上前推开正在拉扯吕耿松的法警,审判长又喊:“再来几个法警,把他拉出去!”于是又过来几个法警。三个法警对付老吕,要把他从代理人席上粗野地拉下来,另有几个法警阻挡王富华,王富华一边大声叫嚷“不让陈树庆来,我已经两次让着你们了,只好重新请代理人,你们又要把他赶走,我抗议!法院黑暗!审判不公!”,边喊边挥动胳膊,要摆脱阻挡他的法警。法庭秩序开始有点骚动,旁听席上的几乎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我怕老吕和富华吃亏,就挥手大声招呼他俩的名字,要他俩一起出来,在法警的簇拥“护驾”下,我也跟着出了法庭。

见王富华和吕耿松出来,外面因进不了法庭而闹哄哄的退休工人就忙着围上去问怎么回事情。王富华满脸铁青、手舞足蹈、大声抗议并诉说刚才法庭发生的情况。退休工人们听后,就愈发群情激奋了,骂共产党黑暗、骂法院不公、骂法官专横,各种骂声骂法都有。过了一会儿,一法警从法庭跑出来叫王富华再进去,王富华说“你们共产党不是人,共产党的法院不是法院!为什么再三赶走我的代理人”审判长也跟了出来叫王富华进法庭,吕耿松就上去与她论理,质问她为何不许自己担任代理人,王富华走近说“代理人一起进去,我去,否则我不会去的”,审判长说“我们来叫你过了,你不去,我们也可以在你缺席的情况下作出裁判”,王富华用手指着审判长并不停挥动着说“你们一再取消我的代理人,我不会相信你们的!”。我担心情绪激动的王富华一旦失手戳到法官,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不利后果,就走上前去隔在他们中间回头对审判长说“法庭的程序不公正、导致双方诉讼能力悬殊,会有公正审判的结果吗?”,旁边许多退休工人对着审判长和法警骂“贪官污吏”、“腐败分子”。审判长也看出在不允许吕耿松一起进去的情况下王富华是坚决不会再进法庭的,就只好管自己回到法庭。这时法院院长也来到现场安抚大家,叫王富华进法庭,王富华此时可能已经激愤过度而讲不出话来,非常吃力地说出“代理人不……进去,我也不……进去!”,群众又围着院长骂开了“黑社会”、“流氓法院”,院长见于事无补,也只好管自己走了。

法庭内外乱哄哄的,一直到下午3时40分,一直坚守在法庭里观察情况的池建伟出来告诉王富华,说审判长已经在法庭上宣布:由于原告擅自离开法庭,合议庭裁定,本案按撤诉处理。已经蹲在地上休息与安静了一会儿的王富华站了起来,用沙哑的声音大声对退休工人说:“这就是他们想要的结果!”,退休工人又大骂:“法院不要脸!”“公安不要脸!”有个人对着法庭大声喊道“我宣布,王富华胜诉,拱墅公安分局败诉!”吕耿松先生说:“对,我们虽然是不败而败,但实际上是不胜而胜!”。

几天后,王富华收到了拱墅区法院“本案按撤诉处理”的《(2005)拱行初字第1号行政裁定书》。很遗憾,中共地方当局为了维护其“一贯正确”的权威和“输不起”的面子,再一次错过了将社会矛盾纳入公正司法程序予以解决的法治轨道,王富华虽然输了官司,却赢得了民心,应了吕耿松先生事先“这个官司,我们是不败而败,会不胜而胜”的判断。

这是我们第一次请吕耿松先生,就让他经历这样险恶难堪的场面,心里一直过意不去,但老吕从来没有为此责怪于我。他这种临危受命、敢于担当的作风,从此在我心中扎下了根。

民主运动,在宏观上要推动国家实现民主法治,更重要的是在微观上要落实一项项具体的公民权利之保障,因为后者不仅是前者的最终目的,更是实现前者无穷动力的源泉和基础。中国民主党自创党之初,不仅重视民主法治理论的研究和宣扬,重视严防人性之恶、发挥人性之善的内部组织制度之探索,也从来没有忽视过对民众权利的维护(规模和影响力比较大的如:东北的姚福兴、萧云良;川渝的胡明君、王森等)。在浙江民主党创党早期,虽然组党活动和民众维权从来没有脱过节,但离我们的目标和群众的要求还是相去甚远,直到吕耿松参与和主持浙江民主党事务后,才得以取得重大的改观。作为一个中国民主党人,由于吕耿松先生“特别真诚,毫无遮拦的人,和他交往,不会有任何心理顾忌,他也不会给你任何压力(温克坚先生的评价)”的亲和力,广泛地参与弱势群体的各种维权活动,并赢得广大维权群众的普遍尊重与爱戴,还由于以他为主导及其他民主党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将浙江民主党的茶话会定期化、群众化,效地将浙江的民主运动和维权活动结合在一起,不仅克服了浙江维权活动一盘散沙的面貌,也真正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中国民主党浙江部分或多或少脱离群众切身权益的窘境,打开了浙江民主党在现实社会更大的活动空间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也为浙江民主党引进了不少忠诚热心、精明强干的成员。

当然吕耿松先生为群众维权、中国民主党发展之巨大贡献,也付出了自己遭受政治迫害的代价。吕耿松先生为弱势群体的维权活动,尤其是为那些被强迫拆迁而哭诉无门的群体、为那些上访却一再遭受打压的群体仗义执言,部分阻碍了地方当局的重点工程或者形象工程,直接得罪了地方强势,恨不得让吕耿松这个他们眼里的“麻烦制造者”早点消声;吕耿松先生的笔头好、文风犀利,“军队国家”、“警察中立化”、为战友守望相助、为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辩护(见《吕耿松:从池建伟案件看“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的本质》,博讯,2006年11月29日)及其它针砭时弊的大量文章,犹如一篇篇对专制特权的讨伐檄文,又惹恼了中共高层的反动势力。所以吕耿松先生始终是在无形而巨大的恐怖压力下为维护民众权益、为发展中国民主党、为追求真相和真理奋力拼搏的。

记得我出狱不久的2010年底,有一次和邹巍、徐江娇等一起去西郊监狱探望老吕时,听吕夫人汪雪娥谈起自己在吕耿松入狱前的感觉“每天下班回家,总是担心一开门见不到老吕,想着会不会已经被它们抓走了”。听了她的话,我当时曾突发奇想,如果将来有机会,老吕和汪大姐去听一听琵琶曲《十面埋伏》里人喊马嘶、金戈铿锵之声,那震撼心魄的节奏里所渲染的紧张气氛,估计他们一家的心情与两千两百年前垓下项羽、虞姬的感受是差不多的。可见当时浙江民主党活动与民众维权活动表面上轰轰烈烈、热热闹闹,但老吕自己和家人还是整天提心吊胆、已经觉察到所面临之巨大危险的。

2007年8月24日,厄运终于降临,吕耿松先生被杭州市公安抄家,并以“涉嫌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被刑事拘留,于同年9月29日以“涉嫌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逮捕。2008年1月10日,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杭检刑诉【2007】486号《起诉书》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虽然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莫少平、丁锡奎两位大律师为吕耿松先生作出了非常精彩服人的无罪辩护,但政治案件在中国大陆几十年来以权(力)压法、颠倒是非的惯例,一如既往地迫使法院于2008年2月5日作出(2008)杭刑初字第29号刑事判决:被告人吕耿松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07年8月24日起至2011年8月23日止)。

再过三天,也就是下星期二,吕耿松先生就要从杭州市西郊监刑满狱释放回家了,也许正是由于吕耿松先生为了和平、理性地推动中国民主进程所展现出“力,可攻守;德,能抚众”的巨大能量和作用,不知当地警方出于何种动机,居然月初在吕耿松先生家对面建起警务室,便于全天24小时的监控,看来吕家门口即将成为国内外人权力量和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已经在所难免。

出于私情,我应该感恩吕耿松先生不顾他自己面临的巨大风险和压力,对落难的我曾经一再倾力救助;出于公义,我庆幸浙江民主党人有太多像有吕耿松这样勇敢坚毅的战友,相互间忠诚友爱,为事业前赴后继、积极进取,让我们对于自己的团队充满信任、对中国民主自由的前景充满信心。我早就应该腾出时间来为他编写一本纪事之书,但因为我太了解他了,所以又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为时还早,一切刚开始,留待将来更有写头,甚至我自己的笔锋愚钝,还不配写他,所以先用此篇短文算作“抛砖引玉”,到此收笔,还是去考虑几天后争取和朋友们能够替他接风更为重要。

吕耿松先生的家庭地址:杭州市西湖区九莲新村31幢110号108室。

家中电话:0571-88057334

陈树庆

2011年8月20日完稿于中国杭州

2011年8月13日星期六

陈树庆:再过十天吕耿松先生出狱了

(参与2011年8月13日讯)根据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杭刑初字第29号《刑事判决书》的判决,到2011年8月23日,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的优秀成员吕耿松先生即将结束四年政治迫害的炼狱,重新回到了拥有娇妻爱女的温馨之家,回到广大关切他的维权群众中,回到我们中国民主党的队伍里来。

王荣清、吴义龙、王东海、徐光等民主党的同志,都说:树庆你对吕耿松比较熟,应该为他写一篇欢迎归队的文章。刚好我也正有此意,但真提起笔来,却又很犯难,因为我所了解的吕耿松先生之优点和事迹太多了,写本书还差不多,要写篇文章实在是让我主题难定。

中国共产党人里让我最钦佩的是彭德怀将军,他所拥有的临危受命、横刀立马(勇敢坚毅)、爱国爱民、刚正不阿,乃是我永恒的偶像。这些品德,我在吕耿松先生身上也都看到了,所以我最初准备的题目是《共产党里有彭德怀,我们民主党有吕耿松》。

吕耿松先生性格开朗豁达、待人真诚,对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主党和民运同仁都能热忱接待、患难相助,尤其是各方维权群众遇到困顿需要他提供法律咨询和道义支持时,总能爽快地答应并提供有效帮助,广大维权群众都亲切地叫他吕老师。在吕耿松先生参与和主持浙江民主党事务期间,无论浙江民主党的成员还是群众基础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气达到了1998年组党后的再一个高潮,所以我还考虑了《众望所归的民主党人吕耿松》之题目。

中国古语说“人生遇一知己者足矣”,我庆幸中国民主党里有那么多象吕耿松先生一样信得过、靠得住又才华横溢的同志,这让我记起了《列子·汤问》里有关古琴曲《高山流水》及“知音”的典故:春秋时代,有个叫俞伯牙的人,精通音律,琴艺高超,有一天他在汉江边鼓琴,当伯牙心里想着巍巍的高山,明净耸拔、郁郁葱葱,弹出的琴声清冽,若滴水落溪、回荡幽谷,遇一樵夫惊叹“善哉,峨峨兮若泰山”;伯牙心理想着涓涓的山溪之水汇成大河,浪花拍岸、波涛汹涌,琴声开始激荡澎湃、其势浩浩一发不可收拾,樵夫又叹“善哉,洋洋兮若江河”。此樵夫名叫钟子期,两人由此就成了至交,钟子期死后,俞伯牙认为世上已无知音,终身不再鼓琴。所以我又试着用这样的题目《其信其义,稳若泰山;其才其文,浩如江河——记民主党人吕耿松》。

可是,所有上述标题,都只能展现吕耿松先生的一个局部而不足以概全貌。

让我想起了拍风景照时,因为拿着的照相机镜头角度太小,又没有带上匹配的广角镜,器械不良加上自己技艺不精,只能带着遗憾无法将尽收眼底的美景拍下来;还让我想起了苏轼的一首古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现在的处境,后面两句应改为“只缘身在此山中”加上“秃笔小纸,难绘吕耿松的山岳之大”才对。

再过十天,吕耿松先生就从杭州市西郊监狱刑满出狱了,我仍思路凌乱没有头绪,“江郎才尽”想不出满意的好题目,所以文章还很难展开,有负于同志们的托付,本文就权当一个通知先出手,向大家告诉或提醒一下“吕耿松先生快出来了”这个消息,请予关注。

吕耿松先生的家庭地址:杭州市西湖区九莲新村31幢110号108室。

家中电话:0571-88057334

陈树庆

2011年8月13日,完稿于中国杭州